满丹南
（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摘要：华兹生将《史记》翻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享誉学界。本文从译者背景、翻译动机、译本情况、翻译策略、译作接受及影响五个方面对该译本进行介绍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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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华兹生；《史记》；翻译动机；翻译策略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5.059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5—0134—03
本论文系学院一般科研项目——《史记》英译研究的部分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4—11—19
作者简介：满丹南（1982— ），男，湖南常德人。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堪称精品。这部史书记载了从中国的五帝时代到汉武帝后期的共3000年左右的历史，是一部汇聚了史学价值与文学魅力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崇高地位，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末期，利昂·罗斯尼和郝伯特·艾伦最早开始翻译《史记》。1894年，艾伦在《皇家亚洲文会会刊》发表Historical Records.ChapterⅠ：Original Record of the Five Gods（《史记卷1：五帝的起源》的译文）。这是《史记》首次被译成英语。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史记》英译的队伍，先后有：Friederich Hirth （1917年）、Derk Bodde （1930年）、John De Francis （1947年）、Burton Watson （1961年）、William Dolby&John Scott（1974年）、William
H.Nienhauser Jr.（1994年）、杨宪益与戴乃迭（2008年）。其中华兹生（Burton Watson） 的译本是最完整并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的英文译本之一，下面对此译本进行介绍和评价。
一、译者背景及翻译动机
译者华兹生是美国相对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1925年出生在纽约，二战时期曾经在美国海军服役三年，战后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对《史记》的研究兴趣可追溯到他的硕士论文选题。1950年秋，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的华兹生响应富路特（L.G.Goodrich）教授的建议，开始研究中国目录学。学完《古今图书集成》后，他决心认真查找“游侠”这个让他十分好奇的术语。后来，他在一部百科全书中找到了《史记》和《汉书》中关于“游侠”的内容，因而，他决定将硕士论文题目定为《游侠及其在汉代社会的作用》，并于1951年获得研究中国问题的硕士学位。1956年，又成功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家学》。华兹生对中国历史、哲学、诗歌、散文、宗教等都甚是喜爱，他曾经把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传统文化书籍、资料翻译成英文，包括《杜甫诗选》、《苏东坡诗集》、《寒山诗选》、《李白诗选》、《陆游晚期的诗》、《后汉书》、《诗经》、《论语》、《庄子》、《老子》。 特别难得的是华兹生已经英译了《史记》全卷中的80卷，其译本可以算作当今世界最为完整的《史记》英译本之一。
在《史记》英译中，赞助者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叶华兹生最初出版《史记》译本时期的“诗学形态”都注重译本的可读性和流畅性。这一点也为华兹生认同并接受。正如华兹生晚年时提及到的，“我对《史记》的关注主要来自文学方面，我认为我已将《史记》中绝大多数富含文学价值和影响力的内容翻译出来”。华兹生翻译《史记》所采用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受到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教授翻译三卷本《汉书》时的负面影响，德效骞生硬、晦涩的翻译风格激怒了年青时偏执的华兹生，同时在华兹生看来该风格明显与班固作品中那种高贵的气质格格不入，也使英语的精华消失殆尽。因此，华兹生特意将介绍性部分和注释减少至最低限度，并将更多的篇幅用来翻译司马迁《史记》原文的内涵。
二、译本情况
华兹生《史记》英译本共分为三卷，其中汉朝两卷，秦朝一卷，均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61年，该大学出版了《史记》汉朝卷，书名定为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Translated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 in Two Volumes， Vol.1： Early Years of Han Dynasty， 209 to 141 B.C； Vol. 2： The Age of Emperor Wu， 140 to Circa 100 B.C.。就译作组织结构而言，华兹生在英译汉朝卷中，打乱了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的界限，遵循一般历史叙事文学的情节，重新编排人物出场顺序，使得小说中人物推进一目了然。另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华兹生在汉朝第一、二卷后还附加了四张地图，汉朝第一卷包括三张：第一张是中国古代汉朝地形图；第二张绘制的是周朝末年至汉朝初期的主要诸侯国的版图；第三张是翻译作品中涵盖的一些重要城市和相关地区的地图。汉朝第二卷最后附加的是汉代中国与其邻邦的地图。附加以上地图为西方专家和读者了解中国汉代历史提供了参考，也增强了译本的可读性和资料价值。
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华兹生翻译的《史记·秦朝》，由《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秦朝其他10个历史人物传记组成，附录1和附录2分别是《史记：陈涉世家》和《史记：司马迁报任安书》。
三、翻译策略及方法
韦努蒂首次在《论译者的隐形》一书中提出了“异化法” 和“归化法”，他认为，在归化翻译中，译者采用流畅的译文风格，以最大限度地淡化目的语读者对外语文本的陌生感。华兹生教授在《史记》英译的过程中更多地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以便增加译文的可读性，使译文受到更多西方普通大众的欢迎。归化翻译策略可以从他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体现出来，他主要采用以下两种翻译方法：
（一）替代法。所谓“替代法”就是使用同义词、近义词或另一角度的措词来实现词语替代，或以推演法译出词义以适应行文或表意的需要的方法，这种译法也叫作“易词而译”。适当地运用替代法，精心挑选替代词，可以消除由文化因素造成的理解障碍，增加译文的可读性。比如：
例1：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
…When the feast was at its height， Gaozu Struck the lute and sang a song which he had composed…
“筑”起源于古代楚国，在先秦时广为流传，自宋代以后失传。“筑”与瑟都是古代弦乐器的代表，筑13根弦，瑟25根弦，演奏时， 都是以左手握持， 按弦的一端，右手执竹尺击弦发音。在例1的翻译里，华兹生没有直接把“筑”音译成 “Zhu”并加注予以解释，而是将“筑”替换成了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的 “lute” （诗琴，一种主要在14～18世纪使用的梨形拨弦乐器），这是因为“筑”不影响读者对于整篇文章的理解，这种大体相似的替换式翻译自然而然得到了华兹生的青睐和读者的认可。
例2：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寸为步，乘六马。
Among numbers， six was the standard， so that tallies and official caps were six inches， carriage were six feet， six feet were taken to make up one pace， and carriages were drawn by six horses.
“寸”、“尺”、“步”这样的度量单位在英语中不存在，华兹生为了使原文与译文实现最大限度的对等，将“寸”、“尺”、“步”分别翻译成了 “inch”、“foot”、“pace”，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二）意译法。为了让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获得大体相同的文化信息，在翻译中两种文化迥然不同时，用直译难以有效表达出译文相关内容，译者就要仔细在译文文化中寻求对应的表达方式或者作出各种必要的转换，进行意译。意译是更重视忠实于原文内容，而不拘泥于原文具体表现形式的一种翻译方法。华兹生在他《史记》的英译本中就对相关文化负载词进行了意译。
例3：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
Even the most shining examples of chaste and loyal behavior would be of no help in deciding our fate in battle…
尾生、孝己是出现在《庄子》两个典故中的人名，一个叫尾生，这个痴心汉子和心爱的姑娘约会在桥下，可心上人迟迟没来赴约，不幸的是大水却涨上来了，这个痴情汉为了信守诺言坚持不肯离去，最后竟然抱桥柱溺亡。另一个叫孝己，传说为殷高宗武丁之子，以孝行著，因遭后母谗言，被放逐而死，后用作孝子的典范。这些文化信息西方人根本不了解，华兹生将其译成“the most shining examples of chaste and loyal behavior”，使西方读者能够毫无障碍地理解上述两个文化典故。
例4：汉王为太牢具，举进。
The king of Han had a meal of all sorts of fancy dishes prepared and brought in.
“太牢具”是指由牛、羊、猪三种牲畜肉混合而成的一种饭食，在中国古代专门用于祭祀，它在最高等级祭祀时才使用。祭祀时牛最鲜见，只有天子才能用，羊的使用最为普遍。又根据牲畜搭配的种类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太牢包括牛、羊和猪，而少牢只有羊、猪，没有牛。鉴于多数译文读者缺乏对这一中国文化背景的了解，因此，华兹生放弃了该专有名词的直译，只是释义出了内涵，即一顿美味的大餐。
四、华兹生译本的接受及影响
华兹生的译本在1961年出版不久即招致几个文学评论家和学者的批评，其中一个是顾全习（C.S.Goodrich），另一个是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顾全习（C.S.Goodrich）批评说，华兹生英译《史记》时“尽量避免注释”的方法行不通，因为“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基本不明白《史记》或是其他任何一部古代文献中的文化专有性，无论如何都有必要提供解释”。 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认为：“华兹生对原文进行自由翻译，这通常能展示其大意但并不一定就能准确表达中文的含义……华兹生在翻译这两卷时所做的努力，非常值得称道。然而，需要读者警惕的是，华兹生的译本过于望文生义。” 受到上述批评后，华兹生对《史记》英译本进行了修订，主要订正了1961年版本中的部分误译，并把相关地名、人名改成了现代汉语拼音，修订本于196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很快受到了读者的热捧，销售一空。最近几年在国内，对华兹生英译《史记》的研究一直是个热点，大多数研究人员、学者肯定其重要意义，同时对其中的不足和误译之处也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由此可见，华兹生的译本在国内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在华兹生译本出版过程中，西方学者纷纷认识到其译本的文学价值。哈佛大学Yang Liensheng指出，华兹生的《史记》英译本可读性很强，可信度很高，展现了华兹生本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字和《史记》风格的准确把握。芝加哥大学Ho-Ping-Ti认为，华兹生的《史记》英译本会成为教授修读世界文学历史的教师和学生的必备参考书。Timoteus Pokora认为，华兹生的翻译相对于H.H.Dub的西汉史翻译，多数内容都是《史记》中最生动的，获得了更多读者的欢迎，而Dubs的翻译却生硬得多。华兹生的翻译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读性很强，对于汉学家来说也有极高的可信度。Nienhauser说，华兹生翻译的《史记》和对司马迁的研究在未来的近40年中仍然会是西方语言最重要的素材，同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致力于研究美国《史记》的学生也能从中获得很多灵感和养分。华兹生的译本，无论是正文翻译、注释，还是相关附录部分，都从普通读者的需求出发，尽可能使普通读者获得流畅、详实、全面的阅读体验，相信将会有更多的西方读者通过阅读华兹生的译本感受到《史记》中传统中国社会的精彩和历史著作的精髓，并以此为起点，更加深入地研读和传播中国历史文化。
近年来，在全球文化不断融合的背景下，国内不少译者开始将中国经典古籍翻译成外文，《史记》的英译和英译研究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国内出版了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史记选》英译本，还有一批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史记》的英译。在谈到“由谁来向外国读者译介中国作品”时，谢天振认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当然可以更为注重中国翻译家的职业素养和能力，但千万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忽视了国外汉学家的作用”；“国外汉学家在对原作内容理解方面也许比不上我们的翻译家，但他们对译语（即自己的母语）的把握要比我们的翻译家更得心应手，他们的翻译风格令（他们的）译文读者感到更具认同度、亲切感，因而他们的翻译也就比我们的翻译更能在他们的本土赢得读者与市场，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兹生的《史记》译本对于国内翻译人士推出更符合外国人阅读的《史记》译本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同时也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史记》的英译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和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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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Burton Watson.Records of the Historian：Chapters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
［2］Burton Watson. The Shih Chi and I［J］.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1995 （17）.
［3］韩兆琦.史记 （评注本）［M］.长沙：岳麓书社，2004.
［4］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
［5］许渊冲.直译与意译［J］.外国语，1980（4）.
［6］杨宪益，戴乃迭.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史记选［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