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宗教改革下的史学论战与史学发展

  • 投稿少女
  • 更新时间201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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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敏

摘要:德国人文主义开始时,宗教改革已拉开帷幕。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意志发起宗教改革运动,将宗教问题放到意识形态领域首位,促使德国史学中的宗教气氛日益活跃。由此拉开宗教改革派和反宗教改革派以著史作为利剑进行的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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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德国;史学论战;史学发展

一、宗教改革背景下的史学特征

1.继承与改造中世纪神学史观

16世纪,奥古斯丁时期建立的神学统治观点得以巩固和发展,致使人文主义在德国受到宗教改革中新的神学史观的压制。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史学的功能不仅在于记载和叙述,而带有明显的宗教实用主义色彩。”马丁·路德的忠实信徒菲利普·梅兰希顿认为,每个新的历史学家为捍卫自己的宗教政治目标,应执行马丁·路德言论中的纲领。研究历史能带来各种益处,历史是宗教改革活动家出谋划策的工具。于是,他重新修订《编年史》。该书最终成为路德派在大学中使用的活教材,他的《世界史》被推崇为当时宣扬新教教义和宗旨的历史著作典范。与梅兰希顿一样,宗教改革时期的史学家斯莱丹也持史学实用主义观点,认为“处理战争、和平、条约、联盟、联姻、扩张领土、人民的忠诚、派系及王国其他的事物,没有什么知识比历史研究更有用”。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马丁·路德并非历史学家,但充分认识到通过历史研究建立纯洁的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2.宗教改革始终伴随着民族运动

15世纪至16世纪初,德国经历了一个政治危机时期,德意志帝国被极大削弱,许多地区变成邻国战利品。查理五世在位末年,德意志帝国被瓦解和分割了,这一切严重伤害了史学家的自尊心。于是在史学中加强了民族主义因素。雅各布·温费林的《直到我们时代的德国简史》一书便是最好的例证。该书痛斥法兰西君主国力图强占领帝国以西领土行为,并力图证明法国人无权觊觎这些土地。他试图推断查理大帝是德国人,还大量引用塔西佗和其他古代作家言论,力证日耳曼部落特利博契人曾沿莱茵河和易北河居住,是斯特拉斯堡居民祖先。断言阿尔萨斯自古以来是德国的领土。虽然温费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论证不免幼稚,但体现出该时期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因素。

二、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派的史学论战

“在德国,无论是路德派,还是天主教,都把历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宗教改革为史学增添了新的成分。史学服从于宗教论战的目的。”随着路德派势力日益增大,其与天主教会的论战也全面打响了。为挖去天主教会的历史根基,路德派极力证明自己编纂的历史才最真实可靠,而天主教的历史则是虚构伪造的。罗马教会已不是福音时代的单纯宗教组织,已变成一个腐化堕落、走入歧途的机构,在伪造历史和“传说”上树立威信和权威,维持其存在却没有类似真理的东西。天主教教徒罗伦佐·瓦拉证明“君主坦丁的赠礼”是伪造的,连天主教会也承认了他的成果,使路德学派信心百增。

为攻击罗马的历史根基,路德派新教徒在马提亚·弗拉西阿斯身上找到希望。在6位同事大力协助下,他编写了不朽著作《马格德堡世纪》13卷,该书以每100年为1卷,故称为“世纪”。但该书编写并未超过13 个世纪,重点是在论述教会史上。它否定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说的世界运动是人造成的论点,坚信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是上帝而不是人,把历史看作是上帝意志的记录。该书在历史进程与历史发展动力等方面也看不到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与中世纪神学观点没有太多出入。“它不仅与天主教会,而且与人文主义唱的也是一台对台戏。”

《马格德堡世纪》收罗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材料,但整部书毫无批判精神,收集到的史料也并未完全消化,全书从头到尾都有主观偏见。例如,书中猛烈攻击教会,认为教皇是基督大敌,教皇控制下的天主教会是伪基督帝国,据以说明《马格德堡世纪》起源的文件的真实性。《马格德堡世纪》批判天主教会的观点,袒护君主王公,得到想从教会手中夺回大权的世俗王公的欢迎与推崇。在编年史问题上《马格德堡世纪》机械地把每个周期毫无意义的限制在一个世纪内,对人文主义年代记而言无疑是一个倒退。

当人文主义者与新教徒对天主教会进行双重夹击时,教皇在特伦特会议上提出天主教复兴计划,其中一个内容便是编纂教会史,从历史中寻找反攻弹药。为驳斥《马格德堡世纪》的历史真实性,教皇选定枢机主教巴洛尼阿斯编纂历史。他带领一个由10人组成的班子一直工作到逝世,编写了一部《教会年代记》,亦称《教会编年史》。该书与《马格德堡世纪》的编纂方式相近,它从基督教诞生之日一直写到1198年,每卷专门撰述一个世纪。巴洛尼阿斯可任意进出意大利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有机会翻阅梵蒂冈无价档案。《编年史》中所收录的资料并不比《马格德堡世纪》少,时至今日该书仍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天主教认为,新教的历史毫无根据和理论原则,天主教会丝毫不像新教徒说的那般腐化堕落,它向人们展示以彼得为奠基人的教会的统一性和纯洁性。《教会年代记》对《马格德堡世纪》的观点逐一反驳,新教徒们正如从前佛拉西阿斯使天主教徒只能采取守势那样。双方不断争夺的结果是路德派处于劣势,天主教重新坐回到宗教权威宝座。但著史论战并未就此停止,新教派推选出了以撒·加索棚评论《教会年代记》。加索棚仔细翻阅《教会年代记》各卷后,发现该著作有大量年代编排、翻译错误,以及对希腊文的一知半解。他写出一本评论著作《练习》,该书所采用的错误的评价方式——历史批评练习形式,加上内容冗长,无法让读者顺利阅读完,最终这部著作因缺乏系统性而失败,天主教声誉并未因此受损。

真正撼动天主教地位的是意大利天主教徒彼耶·保罗·萨皮。他不但精通希腊、拉丁和希伯来等文字,熟悉寺院法、民法、古典以及历史常识,对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均有研究。萨皮厌恶教廷专制、耶稣会阴谋及宗教褊狭,指出此次宗教会议虽使教会纯洁化,但却把欧洲分为一个狭隘的教会和孤立的信奉天主教的欧洲;一个以相当自由而自行其是的北欧两个部分。意大利人卡罗·波塔曾称《特伦特宗教会议史》是人类创造的最果敢、最坚强的著作之一。萨皮的组织能力和写作才能得到后世吉本、哈兰、马可黎等人的高度赞扬。

尽管后来天主教会又派出斯福查·帕拉斯维诺反驳《特伦特宗教会议史》,但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这场宗教信仰论战最终以新教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场论战却是由萨图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完成的。从某种角度看,这次胜利更像是人文主义的胜利。这场有关历史的争辩和论战对近代德国史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论战使人们意识到《马格德堡世纪》与《教会编年史》相互驳斥,“16世纪的德国人与其说是在意什么观点占优势,不如说更关心占优势一方的论点,是否有足够的真实历史来支撑”。中世纪的历史编纂要求符合《圣经》旨意,而在德国,人们认识到历史必须符合真实,真实才是真理,这个真理经过史学论战的锤炼已深入人心。尽管此时的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对史学视野、史学方法、研究范式等的创新是不可否认的,并为后世留下了一些里程碑式著作。

三、宗教改革下的史学发展成就

在宗教改革影响下,历史学披上了宗教论战面纱,在新教和天主教史学家相互批判下,真正的历史学开始在德国形成。德国史学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康拉德·塞尔提斯擅长校订、教学和诗歌,鲜有历史著作。但1500年再版发行了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后来又出版了中世纪两篇重要史料,即洛斯威塔的剧本和《鄂图事业颂》,弥留之际,还曾计划写一部涵盖德国世系和人种研究的综合性德国历史著作;历史学家康拉德·倍亭革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对历史的贡献是那部关于铭文的专著《奥格斯堡及其政区内的罗马古代断箭残篇》,还编撰了有关历代德皇的史著《罗马历代皇帝》,该书1541年出版发行;迈克尔·卡斯帕·龙多普是路德派拥护者,他的史著却站在天主教那边,《德国六年内战史》便是例证;斯多克·鄂特撰写的《近百年史》详细叙述了30年战争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统治。

宗教改革越过德国边界后在波兰、波西米亚和匈牙利掀起历史写作狂潮。波兰人马丁·克罗麦用本国语言写了一部卓越的史作《波兰史》;在匈牙利,路德派牧师卡斯帕·赫尔提把圣经翻译成匈牙利文,还写了一部《匈牙利史》;由于胡斯的传统,波西米亚宗教改革是在所有非日耳曼国家中最根深蒂固的,哈机克编写了一部无批判语言的《波西米亚编年史》;商人巴托斯投入毕生精力以波西米亚文撰写了《布拉格史》;在丹麦,自从400年前撒克索·格剌马替卡以来,历史写作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克立斯兴·彼得生把撒克索的编年史续编到他的年代并校对全书,该书与1514年出版发行。丹麦保罗·赫尔基孙所著的《斯起比编年史》是16世纪丹麦唯一的一部富有创建的历史著作;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并没有唤醒瑞典文学,瑞典学术界几乎没有突出的著作,修道士奥拉那斯·彼得里把路德派引入瑞典后,写出了瑞典历史上最早的散文历史著作《编年史》。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改革后,在“30年战争”摧残下,德国17世纪是一个缺乏历史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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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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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