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芸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6）
摘 要：《玻璃山》是“后现代主义小说之父”——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经典之作。该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风格和结构特点，通篇采用反讽、暗喻、拼贴等象征主义手法，充满浓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玻璃山》以其独特的碎片化风格、小短句形式和颠覆性结构，集中体现了普世价值观破灭后民众面对冷酷现实时的虚妄和焦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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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玻璃山；现实；虚妄；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49-03
一、何谓“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一词作为学术用语最早见于《西班牙及西属亚美利加诗选》一书，该书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作者是西班牙学者翁尼斯。在此之后，这一术语历经特德莱·费茨、阿诺德·汤因比、查尔斯·奥尔生等诸多学者的大力推广和频繁使用，最终演变成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且包括范围日趋扩大的时髦词语。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一词在文学、哲学、建筑、美术、音乐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这些领域针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都呈现出井喷之势。
关于“后现代主义”，我们应从文艺思潮嬗变和社会背景发展两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顾名思义，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创作风格和社会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出现在“现代主义”之“后”，是现代主义在文艺领域的继续发展和深层推进。“后现代主义”继承了现代主义所运用的一些创作方法，例如反复、无结构、混乱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与突破。“后现代主义”确实是发轫于“现代主义”，而且“现代主义”中诸如象征、隐喻、戏仿、暗讽等创作方法在“后现代主义”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后现代主义”又不仅仅局限于“现代主义”的原有理论和创作实践，它是在“现代主义”原有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
另一方面，与孕育“现代主义”的社会环境相比，在“后现代主义”开始风靡全球的20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政治背景更加复杂、严峻，使得人类在拥有更多选择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尖锐和突出的各种矛盾。“后现代主义”虽然开始于20世纪30、40年代，但它作为一个完备的社会思潮和创作手法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却是在50、60年代，特别是在二战后。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二战前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民众的心理状态对比最能体现“后现代主义”兴起的缘由。如果说之前“现代主义”的产生是由于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而使民众陷入了“物质的恐慌”，从而对自身境遇所做的反思，那么在此之后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则是民众出于对“理性和工具的恐惧”。为了让人类摆脱工具理性这一藩篱的束缚和约束，人们不仅要对社会分工、机器生产、科技进步等诸要素进行反思，更重要的是对这些要素予以批判，甚至反驳，不能让人沦为工具和所谓“理性”的奴隶。在这种背景下，文学、哲学、建筑、美术、音乐等诸多领域便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思想更为深刻、批判更为有力的“后现代主义”。
二、《玻璃山》——童话的戏仿
《玻璃山》是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唐纳德·巴塞尔姆的扛鼎之作，作者在这部短篇小说中把真实与荒诞、写实与夸张、延续与嘲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生动的碎片式的世界，宛如一个多彩的万花筒，折射出荒谬的社会和不屈的反抗者[1]。小说题材取自一篇古老的苏格兰民间童话。童话中讲述了一个骑士勇救被困在高高的玻璃山上的公主的故事。经过一系列艰苦奋战，勇敢的骑士终于解救出了被困的公主，但故事的悲剧性就此产生，因为骑士在攀登玻璃山的途中切掉了原来看守公主的巨鹰的爪子，而骑士在救下被困公主之后还要依靠巨鹰的运送回到山下，但此时被切除了双爪的巨鹰已无力再运送骑士和公主回到山下了。从此，骑士和公主只能在玻璃山山顶度过余生。骑士原本想解救公主，最终却落得双双被困的尴尬境遇，与现代社会中人类和科技的微妙关系颇为相似。人类本来想用科技为自己造福，让科技成为自己的工具，没想到科技这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财富和方便的同时也带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成为人类工具的同时也最终让人类听命于它，沦为它的奴隶。而这些负面效果，人们在设想之初则完全没有预料到。
《玻璃山》正是通过对广为人知的童话故事的滑稽模仿与颠覆来揭示其文本的虚构性[2]。勇于进取的攀登者最终所得却与原来预想相差很大，《玻璃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反小说的性质[3]。这样的故事在二战后的欧美国家很具代表性。在《玻璃山》中巴塞尔姆对古老的童话进行了改写，使之具有了很强的象征意义和指涉意味，它对应着现代社会中的“美国神话”[4]。战后人们在考虑重建家园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冷酷的现实和虚妄的幻想二者关系的反思，这二者曾一度如此接近，但现在却发现它们正渐行渐远。战前高速增长的经济给人们带来了极大丰富的物质供给和各项事业的极度便利，人们曾幻想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就在眼前。突如其来的一场战争让这一切灰飞烟灭，战争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劳动成果，也彻底毁掉了人们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和希望。因为面对理性和工具，人类发现自身是如此渺小，之前的理想也像是虚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不能妥善控制好理性和工具的关系，即使再多的物质财富、再繁荣的社会经济也终将化为泡影。
三、《玻璃山》中的现实与虚妄
为了能更好地凸显《玻璃山》中现实到虚妄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笔者将采取与现代主义作品特征对比的方式，来进行后现代主义特征的阐释。
（一）荒诞的真实与真实的荒诞
现代主义的作品重视用荒诞的方式来完成其对现实的体悟。在现代主义作家的眼中，传统的表达方式已经无法完成其对内心真实的准确把握，只有借助于荒诞的方式才能将自我对世界的理解充分表达。因此，现代主义作家基本上采用荒诞怪异的形象和先锋的文学形式进行文学探索，意在对现代社会造成的人的异化进行批判与反思。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尽管现代主义作家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依旧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因为在他们眼中的现实世界是荒诞的，所以他们笔下的现实才是荒诞的，换句话说，他们依旧有着理性把握世界的渴望与冲动，只是这种冲动被隐匿在其作品荒诞的外表和批判思想背后。对于传统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而言，巴塞尔姆的小说创作始终是实验性的，始终是破坏性的[5]。
以《玻璃山》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则与现代主义作品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说现代主义作品重视表现荒诞的真实，那么以《玻璃山》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则专注于呈现真实的荒诞。在后现代主义作家眼中，真实与虚幻、现实与荒诞已经失去了明显的界限，或者说将其融为一体。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再关心如何区分真实与虚幻，而是认为二者本质上根本无法拆分，或者根本没有必要拆分。而在《玻璃山》中，现实和虚幻的界限被完全取消，真实与荒诞也不再是紧张的对立而是奇迹般的融合。作品中的“我”在攀登玻璃山的伊始，将玻璃山的位置准确地告知读者：“玻璃山耸立在十三道街与第八大街的交叉口。”[6]但是，随着作品的深入，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看似准确的位置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山上存在着与童话一样的象征，在山上俯瞰山下也和在原来的山下不同。作者之所以有意书写这个矛盾，就是意在弥合现实与虚幻的紧张对立，把真实和荒诞巧妙地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对“荒诞的真实”的超越，构建属于自己的“真实的荒诞”的文学版图。在作者看来，真实与荒诞本身就不存在界限，二者之间的界定本身就是对客观现实的人为割裂，而对二者的零度还原才是最真实的本真呈现。换句话说，玻璃山的意象向我们宣告：真实即是荒诞，荒诞即是真实。
（二）呼唤强者与消解强者
对真实与荒诞界限的消解必然导致主体性的弥散，而主体性的弥散必然引发对强者的消解。在现代主义作品中，虽然也出现了大量萎靡不振的形象，但其核心用意是表达对造成这种形象的现代社会的不满与反思。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布鲁姆与奥德修斯之间，自然倾向于奥德修斯，部分解读者甚至认为乔伊斯是有意通过二者的对比来完成对远古时期强者的呼唤和对现代人猥琐的批判。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现代主义作家在荒诞的外衣下依旧是呼唤强者的，渴望通过把强者的血液注入萎顿的现代人身上，完成远古强者的现代性转型。
而在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对强者的态度则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呼唤强者而是有意地消解强者。在《玻璃山》中，当“我”独自一人努力爬上山顶之时，收到的不是山下人的理解与赞扬，而是毫无缘由的鄙视与谩骂，更有甚者出现了一大批盼望“我”摔下来流出鲜血和分拨“我”的财产。首先，当“我”试图爬上山顶之时，“我”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强者的化身，按照原有的逻辑，这样的强者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与敬仰，但是，作家却让读者大跌眼镜：“我”收获的却只有鄙视和谩骂，这些鄙视和谩骂不仅代表了人们对“我”的不理解，更是对“我”的不支持。强者在人们的眼中已经从传统的敬仰对象沦为鄙夷的对象。其次，盼望“我”摔下来流出鲜血和分拨“我”的财产的人们象征着对强者精神强力的最终消解。强者之所以是强者，是因为其生命的强力和精神的崇高。但是，在作品中，强者的强力和精神不仅不被人们理解，而是在戏谑中完成碎片化的消解。这种消解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使其丧失本来价值，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将其悲壮的精神化为乌有。《玻璃山》中“我”的际遇就是这种消解的最真实写照，“我”的爬山仅仅是“我”个人的行为，并不妨碍他人，但是因为“我”的行为影响了他们，他们就通过他们的方式将其消解，使其本真的价值荡然无存，人们消解的不仅仅是“我”的崇高，更是整个“山”的崇高，因为他们不需要崇高，崇高必须要被消解，只有平庸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
（三）艰难建构的痛心疾首和随意解构的无动于衷
纵观现代主义的创作，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共性，他们虽然极力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罪行，并以荒诞化的方式对这种罪行进行有力的控诉，但是在批判与反思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重新建构的渴望，并饱含着建构艰难的痛心疾首。而在后现代作家的笔下，重新建构的激情则化为冷漠的解构，饱含激情的痛心疾首变为“无厘头”式的无动于衷。
在《玻璃山》中，“我”最终爬到了山顶，找到了那个“象征”，但是，“我”却不是十分满意其变成了公主，“我”接下来的行为也让人猜测：将公主扔到山下。作家之所以这样设计故事情节，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作品主体思想的表达，作家不像现代主义作家那样在批判与反思后依旧抱有重新建构的渴望，而是注重对现实的彻底解构。作家已经不相信所谓的真实价值，更不在于重新建构后的理想之境，他更倾向于对紧张现实的逃逸——一种以无动于衷的方式的逃逸。这种逃逸不仅是对重新建构的刻意回避，更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整体精神呈现：对非理性现实的无动于衷，在近似冷漠的解构中单方面完成自我精神危机的超越和自我身份的认同。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玻璃山》以其独特的碎片化风格、小短句形式和颠覆性结构，集中体现了普世价值观破灭后民众面对冷酷现实时的虚妄和焦灼。小说集中反映了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创伤后人们普遍的情绪，以及这种情绪所导致的社会主体思潮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解构理论导致了各种各样特殊的主题批评，解构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阅读方式和阐释策略，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批评活动的性质和目标的看法。”[7]这种“后现代”式的改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更真实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迫使我们对被神圣化了的“现代性”进行必要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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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秦君玮.碎片的世界——析《玻璃山》的后现代主义特征[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67-69.
〔2〕方海霞.《玻璃山》的后现代特征[J].绥化学院学报，2007，(2):97-99.
〔3〕朱幸纯.戏仿下的狂欢——巴塞尔姆《玻璃山》后现代性解读[J].2010，(2）:35-38.
〔4〕欧荣.《玻璃山》新解：“美国神话”的解构和颠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6):86-89.
〔5〕陈世丹.从巴塞尔姆的短篇小说看后现代主义写作模式[J].北方论丛，1999，(3):139-145.
〔6〕唐纳德·巴塞尔姆.白雪公主[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
〔7〕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18.
（责任编辑 姜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