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蓉
【摘要】
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毛泽东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俄国革命历史等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文化基因、实践基础、历史佐证和国际参照，借以增进革命话语的历史支撑和厚重感，增强革命话语的历史解释力和认同度，帮助中国共产党获取革命话语主动权。毛泽东借助历史资源建构革命话语，实际凸显了其一贯秉持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逻辑，对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具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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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毛泽东；革命话语；历史资源；建构逻辑；《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中图分类号：A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3-0036-07
作者简介：孟令蓉，江苏常州人，博士，（广州 510665）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既因它是“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亦因其具有求真致用的价值功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尤为重视借助历史学习、历史继承、历史镜鉴来推动历史发展。当然，作为一名政治家，毛泽东是基于阶级史观、国家民族立场和“古今中外”分析方法，借助历史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略和政党文化，从而发挥历史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也成为毛泽东建构革命话语的重要依据、资源和支撑。
众所周知，中共七大是“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会议，亦是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性场域。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毛泽东频繁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俄国革命历史等历史资源，作为建构革命话语的文化基因、实践基础、历史佐证和国际参照。从总体上看，此举既有利于增强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历史厚重感、历史解释力和认同度，也切实帮助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革命话语主导权。新时期建构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仍需汲取历史智慧、吸收历史经验和获得历史认同。为此，本文拟从《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文本分析出发，梳理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资源，管窥个中革命性的话语内容及其“古今中外”的建构逻辑，以期镜鉴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
一、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革命话语建构的文化基因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认为要“充分地批判地利用”，其旨趣“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
。简言之，毛泽东是要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政治智慧及其隐喻功能建构革命话语，此点反映在中共七大上尤为典型。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揭示党际冲突的本质和制定斗争策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引用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古籍新解”，二是“古为今用”，皆为“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如在政治报告中，借用俗语“坐山观虎斗”《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35页。 ，揭露国民党对日消极作战、积极反共、“借力打力”的抗战政策；为揭露“国民大会”的本质，将国民党的历史逻辑喻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意指其抵制联合政府、维持独裁统治、准备内战理由，并最终背叛民主革命之本质。 在口头政治报告中，借用林黛玉身上的“软弱香”，讽喻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强调对其斗争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对其宣传不要太过刺耳，因其“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在论及自卫和反击的关系时，借用老子的“不为天下先”、《左传》中“退避三舍”的典故、《礼记》中“礼尚往来”的观点，阐述中国共产党应坚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的斗争策略。在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援引该内容，以应对中国出现的斯科比问题，并将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形象地解释为老子主义、晋文公主义和孔夫子主义。可见，如埃德加·斯诺所言，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使其能在中国革命语境中，通过对传统文化“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借中国传统“旧学”建构革命“新言”。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揭露党内思想问题和协调党内关系。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建构“思想领导的威望”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充分发挥一个具有渊博学识（主要是指中国旧学）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建构革命话语的立足点。一方面，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揭示党内思想问题，改造党的作风。如使用歇后语“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讽喻党内读书“偷、装、吹”现象，强调党的学风应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用“心之官则思”鼓励党员干部多动脑筋、多想问题，以去掉盲目性和增添预见力；用“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形象揭示审干错误带来的消极影响；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解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及其民主方法。另一方面，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协调党内关系，确立党建政策和方针。如援引“韩荆州”历史典故，强调知识分子应与工农兵结合；援引并改写龚自珍的诗句为“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提出尊重党员个性有利于党的进步和党员积极性发挥。同上，第143、22页。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 ，更善于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党建话语。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阐明党的革命策略和明确党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学习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对指导当前革命具有重要帮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尤其是对其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对“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应给予辩证利用。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曾借助“梁山泊”历史典故及其斗争策略，来阐明党的军队政策，借以强调全军要“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又借助评价周公旦、姜子牙、公孙胜、吴用、萧让等历史人物，来阐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明确革命的胜利务必广泛吸收广大知识分子，只要“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三是援引“大鹏鸟”神话，来说明“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的战争转变政策；同时，还援引歇后语“聋子放爆竹——散了”，告诫全党战争转变不能急促，打不开堡垒就把队伍分散；四是多次援引历史典故“愚公移山”，鼓舞全党坚持斗争，坚决打倒各种类型的反革命和反动派。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毛泽东而言，“具有特别切实的借鉴、训诫与实践性质的”价值，实际构成了毛泽东革命话语中独具民族特色和文化性格的内容。
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意在“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中共七大毛泽东借助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建构革命话语，实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范畴，更为建构指导中国革命之科学“公理”。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点和生长点，既构成了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文化因子，也启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的历史文化向度。
二、以中国共产党史作为革命话语建构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认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要有革命理论，更要有历史知识，否则不可能取胜。为此，务必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借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建构中国革命依据和未来。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充分运用建党24年历史，实际建构了中国革命的“重心”、“信心”和“决心”。
回顾党的历史进程，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而且，历史已经证明，“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就其原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和“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而且“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关于两次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也同样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真正的积极的革命历史主体”，在民族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积极性”和“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已经成为引领中国革命的“重心”。 中共七大毛泽东之所以多次回顾党的历史和肯定党的“重心”地位，不仅是为在第一个历史决议基础上，进一步“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二十四年的历史” ，更是为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和现实斗争中，建构中国革命领导“重心”的历史依据。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信心”。毛泽东曾指出，“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才逐渐增进获取革命胜利的理论自信、实践自信和道路自信。其实，早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就对建党18年和24年的历史经验和革命规律进行了系统总结。至中共七大，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多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回溯建党以来的“三次伟大的斗争”，借以揭示中国共产党是“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为指导的，肯定中国共产党是在推进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并造就了中国革命的“新面貌”和“新阶段”，也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了“新作风”。 毛泽东认为，正是有了上述“新变化”，才“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即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可能的。可以说，经由“像我们现在开七大这样，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因此我们有巩固的信心”，并坚定广大人民对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富强“伟大政治任务”的信心。
剖析党的历史曲折，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决心”。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毛泽东也认为，错误不是单纯的耻辱，也是一种财产。因此，要勇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凝聚革命力量和坚定革命决心。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历数了党的历史上的曲折与错误，认为党自成立以来，“尝尽了艰难困苦”，既遭遇了“陈独秀主义”的影响，也闹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别扭”，还在大革命中“被一巴掌打在地上”、在土地革命中“被拦腰一枪打在地上”。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条重要教训，即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既给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使党经由了从发展到被打散，再发展到再被打散，最后发展到120多万党员的历程。“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毛泽东认为党的历史足以说明，我们的党、人民群众和国家是有生命力的，是任何政治压迫和军事打击都不能摧毁。 因为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既惩前毖后而又治病救人，并在“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中“锻炼得成熟起来”，然后赢得革命胜利的保证。这也正是党为什么能够始终秉持团结一致和争取胜利政治方针的原因所在。
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人“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昨天的革命实践就是今天的革命根据和出发点，通过对党的历史进程的梳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历史曲折的剖析，毛泽东革命话语获得了直接的历史支撑，也明晰了中国革命的重心、决心和信心。新时期建构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仍需借鉴党的历史资源和汲取党的话语建构经验。
三、以中国近现代史作为
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佐证
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钟情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一是基于中国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二是基于中国近现代史之间的直接历史演变关系。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既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基点和逻辑起点，也是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建构革命话语的历史佐证。
厘清百年斗争失败根源，建构中国革命的核心话语内容。在救亡与启蒙、改良与革命的多维历史实践及思想运动中，总结百年来探索国家出路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重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旨趣所在。百年近代史与中国革命现实及未来息息相关，而对此没有经由“部门的分析的研究”到“综合的研究”过程，是无法科学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的。 早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就总结了百年来中华民族斗争的成败史，为中国革命话语建构作了铺垫。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将中国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的原因归结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其中关键是“以前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因为“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彻底的革命纲领，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者毫不动摇地始终如一地领导他们进行斗争”。而在百年之后，中国“最大的变化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核心就在于“有了自己的政党、口号和奋斗目标”。 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路线和纲领的指引下，开始“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同上，第105页。 可见，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总结分析，表现了独特的价值取向与政治理念，主要是为了从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及其得失中寻求历史资源和话语借鉴，借以建构中国革命的主体、对象、目标、纲领等中国革命话语的核心内容。
镜鉴26年国民党史，反思中国革命轨迹和发展规律。国共两党相伴而生、相随而行，国民党史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重要的历时性和即时性比较价值。由“彼”及“此”，鉴“往”知“来”，恰是毛泽东中共七大据以探索中国革命轨迹和规律的镜鉴对象。毛泽东指出，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60年，中国共产党尚不及其一半。为此，我们要认清形势并敢于斗争和争取胜利，借以降低国民党影响和提升共产党影响。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史早已证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政治力量压迫，反而会造成革命队伍壮大，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亦是如此。而涉及到国民党的现实政策，毛泽东也给予了历史的分析，认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根源，实际可以追溯到1927年国民党“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由此，中国出现了内战、独裁和黑暗的中国代替团结、民主和光明的中国的局面，国民党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此外，毛泽东还认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破坏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经济建设，“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历史”清楚说明，不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就不可能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 可以说，毛泽东对国民党史的省察，无不与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未来密切相关，借助其建构革命话语，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获取辛亥革命遗产的合法继承权，亦有助于揭示中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根本方向和规律。
省察8年抗日战争经验，明晰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对比中国近代史和国民党史，8年抗战恍若昨日，以致于“对于中国八年抗战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共七大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此“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着力分析了“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并认为两条路线冲突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解决之道就是坚持“人民的全面的战争”。同时，毛泽东还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为此要充分认识到两个问题，一是“战争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二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的胜利必将归于中国人民”。由此，毛泽东强调为动员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也就是要在“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国家制度”的一般纲领指引下，“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可见，中共七大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史实的总结，主要聚焦于国共两党抗日路线问题，他希望藉此建构未来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这一点毛泽东日后颇为肯定，认为抗战经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规划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信心所在。
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析和运用，主要立足于时间上的中国历史视角，本质上是以服务现实革命斗争为价值诉求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曲折的民族解放斗争史，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历史智慧和斗争经验，也带来了历史反思和教训，这些都是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的重要参考。以史为证、继往开来，是政治话语建构的一般性要求和逻辑，毛泽东革命话语和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都应如此。
四、以俄国革命历史作为毛泽东
革命话语建构的国际参照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其中，至为重要的是吸收俄国革命话语，此缘于两国相似的国情任务、十月革命的成功示范、密切的党际联系和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共七大毛泽东对俄国革命历史的频繁借用，正是出于为中国革命话语建构提供国际参照的现实考量。
评价俄国的十月革命，揭示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论及十月革命赋予中国革命的意义，斯大林认为它“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如何才能架起桥梁和建成战线呢？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概括其为“走俄国人的路”，并认定为“结论”。因为十月革命是帮助中国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并且作为“一战”产生的积极后果，十月革命产生了新的“世界的面目和历史的方向”，中国历史也就此发生了根本转向；何况，十月革命还推动着“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并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为此毛泽东强调，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革命已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的成功，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说明了中国革命“师俄”之路的正当性。正如列宁所言：“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借此建构革命话语，既是十月革命“意义”的诠释和彰显，也实际构成了判定和建构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重要历史参照。
援引联共（布）党史，阐释中国共产党建党规律。马克思曾指出，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并将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一再表现出来。事实上，该“原则”确在之后联共（布）领导的十月革命中“再现”。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要“懂得外国革命史”《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特别是学习《联共（布）党史》，借以建构革命的“原则”。其中，特别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建党辩证法，是毛泽东从《联共（布）党史》中概括出来的核心“原则”。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联共（布）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也正是遵循上述“原则”，二十多年来的中国、世界和苏联共产党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毛泽东认为立足于该“原则”而撰写的《联共（布）党史》，记录了“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 ，是对中国革命“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规律的诠释。为此，在整个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至少5次呼吁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既为认知国际革命的一般“原则”，更为科学认知和系统总结中共党建科学规律。
梳理苏中关系的史实，寻求俄国革命的话语支持。民主革命时期，中苏两党之间是“亲密的兄弟关系”、“意识形态一致的同志关系”、“利害相同的盟友关系”。由此，在中国革命抑或革命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寻求联共（布）话语支持、建构对苏积极话语态度，成为毛泽东建构革命话语的题中之义。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是“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还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而且，认为苏联的胜利“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苏联不仅是“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实际上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所以，中国共产党未来“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因为我们既“相信苏联的力量”，也相信“国际无产阶级（主要是苏联）也一定会援助我们”。 从上述话语的政治语义可见，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对苏联的评价是充满“敬重和期望”之情的，此举既利于协调中苏关系和获取革命援助，也有助于赢得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政治认同和国际支持。
民主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开创的革命历史道路对中国革命而言，无疑具有理论指导、实践参照、方法启示作用等多维价值。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借助俄国革命历史资源建构革命话语，有助于消解话语资源匮乏和建构经验不足带来的难题，亦有助于拓宽革命话语的历史视域和国际认同，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也应充分拓宽国际视野和借鉴域外资源。
五、结语
综上可见，毛泽东基于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治诉求读史、论史、用史，并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根本目的是借历史资源服务于中国革命。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实际遵循了“古今中外”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话语建构原则，立志于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外革命历史逻辑，并藉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体系。就其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而言，此举既有利于增进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历史厚度、历史解释力和历史认同度，也有助于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并帮助中国共产党获取革命话语权。同时，也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过程中，增进时代政治话语历史合法性、消解“告别革命”话语陷阱、转化革命话语内容和建构经验，并最终成功建构以改革为中心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话语体系提供了镜鉴。
（责任编辑 欣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