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时权变：蕴藏在管理实践中的组织治理与创新机制

邱国栋1，黄睿1，2

（1．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5；2．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本文对管理实践中的典型组织形态样本进行扎根分析后可知，按时间划分权利，即基于时间与风险进行权变的制度安排是一种蕴藏在管理实践中的组织治理与创新机制。在扎根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典型组织形态的理论推演，笔者提出分时权变（权利分时制）并进行构念，将之上升为制度层面，进一步探讨了其有利于创新的作用机理，为组织治理与创新机制寻找了新的路径，从而丰富了企业组织的创新治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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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组织；分时权变；组织治理；创新机制；扎根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2. 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7-0003-10

收稿日期：2015-04-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差别优势的隔离机制：非契约性竞合效应研究”（71372066）；国家软科学立项项目

“基于双向嵌入观的协同创新效应”（2013GXS4DI10）

作者简介：邱国栋（1960 -），男，山东潍坊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组织管理与创新研究。E-mail： qiuguodong@ dufe，edu．cn

黄睿（1981-），男，重庆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组织管理与创新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联系起来，揭示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系。可以预见，以治理为核心理念，构建公共权力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与治理能力，将为以企业组织为主导的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受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组织治理已逐步开始释放国有企业的活力，并带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企业内部环境，虽有委托一代理机制的引入，但并未有效理顺组织内部制衡治理机制，造成组织创新能力薄弱，进而再次引发企业界和学术界对组织治理及其创新机制的关注。

组织治理反映的是一种市场主体自我组织的治理机制，其本质是借助治理结构平衡组织内外公平、控制、效率、激励之间的关系。由于公司组织是现代企业组织的主要表现形式，林毅夫和刘培林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而且，人们通常所关注或定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指的是公司的直接控制或内部治理结构。这显然是一个从公司法人主体及其如何构成出发而给出的狭义定义。Wernerfelt提出的“每个行业都是由一系列异质性的组织所组成，单个组织的成长与衰退是经常的，但一个行业则可以经受长期的波动平稳地向前发展”，故“组织”这一概念从广义视角出发应该涵盖众多主体，而依据不同的组织形态，治理的主体显然应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尤其是组织集群、模块化生产网络等创新型组织形态的出现，使得组织治理模式跨越了传统的市场和科层的界限，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组织治理特征与创新机制。通过探寻适应组织管理实践中蕴含的新的组织治理形式及其运行机制，重新审视传统组织治理模式产生的理论根源、寻求组织形态对异质性资源整合的治理、挖掘组织形态内生性因素的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述评

1．基于酒店经营模式与创新的研究

为了解决旅游淡季给酒店带来的闲置资源，平衡旅游旺季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衡，进一步提高酒店管理效率，20世纪60年代，由瑞士企业家Alexander首先提出“时权酒店（Time Share Hotel）”即“分时度假”。①其含义为：出售一定时期内使用酒店住宿或娱乐设施的权利，该权利可以在市场上转售、转让或者交换。通常是顾客以优惠的价格购买度假地某住所（可以是度假酒店、别墅、度假村、度假民居等）部分时段的产权，通过交换系统与世界各地类似产权的拥有人交换，从而达到前往各地旅游的目的。国际惯例是将一处住所每年的使用期分为52周，将52周中的51周分时销售给不同的顾客，顾客拥有在约定的时期内（一般为10-40年）每年在这一住所住宿一周的权利，同时还享有其他一系列相关权益。此时，在约定的时间内，酒店的产权与控制权等会跟随不同顾客的需求进行转变、调整，即度假交换。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分析，度假交换的本质是，酒店组织内部的权利发生了交换。这种创新权利的约定既属于组织内部内生性因素的创新，又彰显了组织与顾客之间的显性约定。

2．基于横向制约与创新激励的研究

在组织治理学说史上，现代企业组织治理研究主要以公司治理研究为核心，延续了Alchian和Demsetz、Damsetz、Jenson和Domingue、Hart和Allanson等契约理论的基本逻辑与研究范式，即通过对委托代理、激励约束等问题的深入分析来探寻有效的组织治理机制，以解决契约双方的冲突问题。随着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相继出现了以La Porta、Lopez-de- 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为代表的研究，他们考虑到了不合适的法律体系对公司治理和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影响，强调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法律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意义。从治理层次上看，对组织治理的研究由最初单一组织形态，向多种组织形态和产业链组织治理与网络组织治理延伸，并进一步创新拓展到产业、区域和国家甚至是跨界层面，相继出现了产业集群治理、府际治理、国家治理及跨界治理的概念。

3．基于垂直信任与创新激励的研究

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权责明晰的企业组织治理结构源自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从中国历史演进的角度看。采用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制度作为企业经营的制度安排早在明清时期的晋商中就已经出现。依据郑文全和卢昌崇的总结，晋商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有四条：实行高度的两权分离：两权分离中缺乏西方现代股份公司那样的监督机制；身股制在企业制度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企业的经营期限通常为三年。其中本地人策略、号规与长期雇佣的耦合的代理人道德风险防范机制是维系晋商家族企业组织治理的根本所在。为了有效地收集和甄别代理人的信息，以乔家为代表的晋商商号采用了“上查三代”的代理人甄别机制。这种“上查三代”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延长了个体的信誉生命周期，促使代理人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当期信誉，还要顾虑自己三代子孙的信誉。

4．基于我国第一家风险企业的研究

在管理实践中，1999年，中国第一例完全按照硅谷风险投资方式运作的清华视美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诞生。该公司采用了风险与收益划分的企业治理模式，即风险投资方和技术方共同约定中试完成前后的不同时段，依照不同的投资额度获得差异化的股权。这种治理结构（显性契约）具有锁定风险、放大收益效果的激励效应。此后，胡炜指出风险投资家在投资方式选择上，为规避风险，提高资金的流转速度，往往对风险企业采取分阶段投资方式。相应地，企业内部的股权安排也具有阶段性特征。在此基础上，陈伟德和朱欣民更是将有限合伙式委托代理作为科技创业企业初期企业治理的基本范式。这种分时配置权力的结构安排不仅有利于创新孵化与风险投资的互联沟通，而且从治理规则角度优化了创新型主体间异质性资源的整合机制，而对异质性资源的整合将对组织内部产生激励，对于以风险企业为代表的创新型组织的有效运行具有重要作用，这些足以说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按照时间配置权力的结构安排是实现组织内生性创新的有效手段。

5．基于日本企业下包制“认可图方式”的研究

日本产业组织中的企业下包制其主要特征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以垂直型分工为依托，建立起带有组织因素的非经典型交易关系。大企业通过对外订货的方式将其产品生产或销售的部分甚至全部工作分包给较小的企业。在下包制中，根据下包企业对发包企业的依赖程度，可分为专属下包企业和非专属下包企业。在企业组织间显性契约的约定下，大企业允许下包厂对计划方案有创新，即“二次创作”。大企业通过融资、参股和兼职等途径选择一些骨干的专属下包企业转变为它的系列企业，形成所谓的系列制企业。系列制企业的进一步多角化扩张，形成所谓的独立系企业集。

通过对相关研究评述的总结与提炼，如表1所示，笔者发现本文拟出现的关键概念词蕴含在多种管理实践中。而多种管理实践的主要载体源于各种组织形态，故我们拟从典型组织形态的原始资料开始，运用扎根分析，经由归纳与演绎的交替循环，直到把所收集到的庞大原始资料缩减、转化、抽象化成为概念以致形成理论。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扎根分析的本质是将收集到各类原始资料（质性资料）进行各级编码，该研究方法的重点是从实践到再认识，强调实践案例中以归纳与演绎的方式迭代循环以寻找共性，不断迭代循环不仅获得了研究的最终理论构念，同时还提高了构念的效度。美国QSR公司开发Nvivo质性研究工具是科研人员采用扎根分析研究案例的首选工具之一，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将众多原始资料与某一研究主题的全部信息汇总起来，使得研究者快速从烦琐的原始资料中捕捉到所需信息点，由此体现出其强大的编码功能。②其工作原理是：首先，把网站、当面访谈、E-mail、文献查阅、实地收集等各方式获取到的原始一二手资料导人Nvivo软件中，通过比较“段对段”聚类相似性分析后，由此获得原始材料的相似性聚类分析图，同时获得编码参考节点数，即三级节点数。其次，Nvivo将对聚类相似性较高的所有原始材料进行范畴化，再以“句对句”的方式深挖并提取含有三级节点的原始资料中相似含义词或段，统计后获得编码节点数，即二级节点数。最后，在已获的二级节点数的原始资料中进行“词对词”的多次迭代，此时提取的编码节点，即一级节点，一级节点几乎接近理论框架。Nvivo的各级节点恰好对应了扎根分析的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故本文借助质性数据分析工具——Nvivo10．以其对四种组织形态对应的样本进行扎根编码分析，进而析出理论框架。

2．样本选择

结合相关理论评述与研究方法的特征，本文选择合规运作和创新绩效两大主要指标。以公司治理组织、风险企业组织、矩阵组织和中间组织等四种典型组织形态作为案例样本的基类，然后选择现实社会中的具体样本进行跨案例研究。

3．扎根编码

根据“证据三角”原则（Triangulation），案例样本原始资料的采集与整理应遵循：（1）坚持使用多种证据来源；（2）建立案例研究数据库；（3）在案例研究报告、案例研究数据库、引用具体证据来源、研究方案及研究问题之间构建“证据链”。而本文所研究样本的相关原始一二手资料（如表2所示）均由实地走访、电话访谈、文献报刊查阅和小部分访谈等途径而获取，所有案例的数据存放在Nvivo自带的研究数据库中，由Nvivo建立具体证据来源与研究方案之间的关联。

由表2可知，在收集到众多样本里我们以2011-2014近4年作为时间点进行汇总统计。之所以考虑时间因素原因有二：第一，所选的案例样本是具有持续性的，只有合规运作的企业才具有可持续性发展，这与选择指标中的“合规运作”不谋而合。第二，通过分年统计资料，我们发现一些样本在某些年度资料统计的数目有明显变化。即当各企业组织在不断创新与探索时，它们所披露出来的各种资料数目才会发生显著变化，这恰好与选择指标中的“创新绩效”殊途同归。

四、跨案例扎根分析

1．中间组织（网络）——重庆汽车产业集群（以重庆长安集团为龙头）

Nvivo对该样本所收集的15份各类原始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三级节点），即对15份原始资料进行编码相似性聚类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①然后对编码相似性聚类分析后的资料进行范畴化归类。通过对已范畴化归类的开放式编码反复逐句提取，获得主轴式编码9个，即效率、网络、收益、临时任务、控制权、价格、集群、激励和合作。其开放式编码的编码参考节点数与主轴式编码的编码节点数统计如表3所示。

最后，对已有的主轴式编码的原始资料继续进行深入分析，迭代挖掘，再次编码，由此获得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选择式编码9个，即提升、组织形态、变化、动态、转移、变化、控制权、动态和效率。其开放式编码（三级节点）的编码参考节点数与主轴式编码（二级节点）、选择式编码（一级节点）的编码节点数统计如表4所示。

2．公司治理结构——天舟文化

Nvivo对该样本所收集的56份各类原始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即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相似性聚类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然后对编码相似性聚类分析后的资料进行范畴化归类。通过对已范畴化归类的开放式编码反复逐句提取，获得主轴式编码10个，即周期、索取权、契约、控制权、股权、股东、高级经理人、动态、董事会和代理。其开放式编码的编码参考节点数与主轴式编码的编码节点数统计如表5所示。

最后，对已有的主轴式编码的原始资料继续进行深入分析，迭代挖掘，再次编码，由此获得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选择式编码9个，即动态、变化、机制、变化、控制权、组织结构、周期、组织结构和索取权。开放式编码（三级节点）的编码参考节点数与主轴式编码（二级节点）、选择式编码（一级节点）的编码节点数统计如表6。

3．风险企业治理——小米公司

Nvivo对该样本所收集的144份各类原始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即对167份原始资料进行编码相似性聚类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然后对编码相似性聚类分析后的资料进行范畴化归类。通过对已范畴化归类的开放式编码反复逐句提取，获得主轴式编码10个，即资金问题、有限合伙、投资期、所占比例、收益、潜力、控制权、高科技、创业和变化。其开放式编码的编码参考节点数与主轴式编码的编码节点数统计如表7所示。

最后，对已有的主轴式编码的原始资料继续进行深入分析，迭代挖掘，再次编码，由此获得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选择式编码9个，即：变化、组织形态、动态、控制权、变化、变化、周期、成熟、动态。其开放式编码（三级节点）的编码参考节点数与主轴式编码（二级节点）、选择式编码（一级节点）的编码节点数统计如表8所示。

4．矩形组织结构——重庆长安集团

Nvivo对该样本所收集的167份各类原始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即对167份原始资料进行编码相似性聚类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然后对编码相似性聚类分析后的资料进行范畴化归类。通过对已范畴化归类的开放式编码反复逐句提取，获得主轴式编码10个，即资源整合、临时任务、项目、生产部门、研发、销售、控制权、专业知识、领导能力、临时部门。其开放式编码的编码参考节点数与主轴式编码的编码节点数统计如表9所示。

最后，对已有的主轴式编码的原始资料继续进行深入分析，迭代挖掘，再次编码，由此获得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选择式编码10个，即变化、权利转移、动态、控制权、动态、组织结构、动态、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和变化。其开放式编码（三级节点）、主轴式编码（二级节点）与选择式编码（一级节点）的编码节点分析，如表10所示。

五、分时权变：一种组织治理的创新机制

1．概念的析出

本文通过对四种典型组织形态所选案例样本进行扎根分析，将它们的主轴式编码与选择式编码汇总后如表11所示。由表11可知，四种案例在最终的选择式编码中不约而同出现了“组织结构（形态）”、“控制权”、“动态”、“变化”和“转移”等编码。根据扎根分析方法的原理，选择式编码的归纳与总结几乎已接近理论概念的出现。反复探讨这些编码的出现，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这些典型样本在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均把“时间”这一因素作为自变量，随之变化的“权利”成为因变量，即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各种组织形态出现了权利跟随时间①发生变化（权利分时制），此刻分时权变构念被析出。

2．分时权变的概念框架

分时权变的出现是将分期分权比例和时间作为维度，建立与传统权变理论迥异的概念体系与创新机制。这样的机制集时间与权利变化于一体，服从权利按照时间分配，它打破了组织内部按照职能分配权利的静态思维模式。组织治理创新需要异质性资源整合，而分时权变是实现这种整合与创新效应的有效整合机制，是组织形态内生性创新治理的关键。而当组织形态内生性另一关键要素——创新激励出现时，我们可提炼并最终构建一个完整的分时权变的概念框架图，如图5所示。

A与B两种创新资源在一个法人组织或一个中间组织中，以及在一定制度下被有机整合，但其实质是收益权和控制权如何分配的问题。图5以“权利按职能分配一按时间分权与垂直分割”作为横坐标（X轴），“权利比例对创新激励的强弱”作为纵坐标（Y轴），与X轴和Y轴平行的直线将框架区域分成四个象限。象限I、III代表了“权利按职能分配”时，“权利比例对创新激励的强弱”的影响，即按职能分配权利的大小（有／无），而权利的如何分配所产生对创新激励性是有强弱之分的。象限II、IV代表了“权利按时间分配”时所对应的“权利比例对创新激励的强弱”。当分析框架中的象限II在合规运作情境下，分时权变的创新激励性强或者说当分权安排与权利比例的激励性由弱到强时，此时分时权变这一内生变量对创新要素的整合效应发挥着关键作用。由此，象限II揭示了那些被忽略却又实际存在的一种组织治理机制。

3．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探索四种典型案例样本的扎根分析后，挖掘并析出了蕴藏在现实组织形态中的组织治理创新机制——分时权变，并将这一理论构念上升到制度层面，该创新机制将成为一种契约，即一种制度安排。一个法人组织或者中间组织（网络）中在这样的制度作用下权利的大小（有无）将随时间（时机）动态发展转变（出现），由此分时权变对异质性资源的整合机制奏效。同时，这一制度安排还将丰富独立法人组织与中间组织（网络）组织治理的内生性因素的理论研究。当组织内部出现两种及以上资源时，其内生性创新激励的强弱将随分权安排的比例发生变化，而归根结底分权安排的比例的变化是紧跟时间而变化的。在这样的机制作用下，法人组织或中间组织（网络）中基于分时权变机制的概念框架雏形就已基本出现。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态观视角下，分时权变是概念框架雏形中成功运转的契约即：分权安排的比例在时间（时机）对资源进行激励，从而影响框架中创新激励已经形成。由此组织将呈现分时权变→创新激励→运作机制→创新效果的逻辑路径，而路径的核心竞争力源自分时权变这一制度安排。

扎根分析对分时权变机理进行了揭示，但本文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其概念框架的构建虽源自现实的典型组织形态，但框架里是否覆盖了研究中所有因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第二，案例样本的数量以及所涵盖的行业是否周全即研究的普适性问题还需进一步论证。因此，对于分时权变的探索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后续的研究将从组织外部环境与其之间关系、组织战略能力与其之间的关联等多方面进一步探索。同时期待有更多的组织内外部创新制度安排的出现，进而丰富组织创新治理的理论研究，届时也将为现实的企业组织带来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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