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经济动因及其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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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5-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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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经济动因及其影响研究*

林志熳李彩丹刘茜黄琪琪蒲家朦

(广东金融学院广东广州510521)

摘要:“短工化”是关系到我国在“九五计划”以来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议题。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现象跟其学历、年龄、婚姻情况等有着一定的关系。其背后的经济动因可以分为:工资水平、消费结构、人力成本投入三大层面,据此分析“短工化”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效应,从而给出针对性建议,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和就业情况,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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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稳定性;经济动因;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2.2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6.017

国务院自2010年开始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一词,它是一个与传统农民工有着诸多不同的群体,如:择业方式,行业选择,生活习惯,价值观等方面。近几年来,“短工化”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愈演愈烈,工作的低稳定性越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意图通过对广东省进行调查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从个人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和人力成本投入情况对广东省农民工“短工化”最新现状作出描述分析,探索“短工化”背后的主要经济影响因素。最后,运用得出的相关结论给政府提出弱化“短工化”的针对性建议,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1农民工“短工化”的内涵和测量指标

1.1农民工“短工化”的概念

农民工“短工化”是指近几年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周期短、更换工作频率高的现象。它体现出农民工的工作不稳定,职业处于快速变更的状态,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的速度和稳定程度。

1.2主要测量指标

(1)个人收入水平。个人收入水平是农民工“短工化”的一个指标,绝大多数学者在探讨短工化的问题时都会以福利、工资等作为其主要评价指标。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多种因素来测量,是评定“短工化”不可忽略的依据。

(2)个人消费结构。个人消费结构是农民工在业余时间所表现的生活方式,这种主观方式会一直贯穿着整个工作过程并影响工作的满意度。对工作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人消费习惯的影响,消费习惯中消费支出的高低与对工作工资的满意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3)个人工作情况(人力成本)。工作成本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在工作期间根据个人在工作情况发展需要所产生的人力成本。在学习培训与工作业绩结合越来越紧密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不仅仅靠简单的体力劳动,他们还应具备多样的技能与优秀的学历能力。

2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现状

2.1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分别对广东省粤东、粤西、粤北和珠三角地区的代表性城市的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850份,回收问卷692份,回收率81.41%;分拣后有效问卷486份,有效填答率70.23%。在所有的调查样本中,男性样本数量为263人次,占总样本的54.1%,女性样本数量为233人次,占总样本的45.9%;调查对象未婚数量为318人次,占总样本的65.7%,已婚数量为166人次,占总样本的34.3%。

据调查数据显示,从学历水平上看,“中专”、“技校”两个变量的累积百分比分别为48.8%、55.7%(见表1)。即有接近一半样本的学历水平是在中专以上,表明在短工化背后,有着不少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本次调查报告显示,曾经换过工作的样本占总样本的71.8%,也就是七成以上的农民工由于各种原因换过工作;所有样本中平均总共换过工作次数为2.36次,即每人大概换过工作次数2次以上;平均每份工作时间为2.56年,表明每人每份工作的任职期间不够三年。综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情况中,已经出现农民工更换工作快、任期期间短的行为,“短工化”的现象已经产生。

2.2短工化的特征

(1)从学历水平上分析。广东省当前农民工“短工化”现象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就业是否稳定,就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否严峻。在学历方面,调查对象学历在小学及以下为7人,初中学历115人,高中学历71人,职高学历12人,中专学历24人,技校学历33人,大专学历101人,本科及以上学历107人。

利用spss统计软件,运用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显示,“平均每年换工作次数”和“本人最高受教育程度”呈显著相关(p<0.01)。说明学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产生。结果表明,从学历水平上看:学历水平处于中低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程度较为严重,并分别向学历越高、学历越低两侧递减(见表2)。

(2)从年龄层面上分析。在年龄方面,将80后和90后两个年代的人做出比较,数据显示80后农民工的平均每份工作持续时间约为3年,90后农民工的平均每份工作持续时间约为1.5年。结果表明,从年龄层面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程度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加“短工化”现象降低的趋势。

(3)从婚姻层面上分析。在婚姻层面,将样本分为未婚人士和已婚人士,数据显示未婚人士平均每份工作持续时间为2年,已婚人士平均每份工作持续时间为3.5年,经t检验后可知,两者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1)。结果表明,从婚姻层面上看:未婚人士在工作上更倾向于“短工化”状态(见表3)。

(4)从性别层面上分析。在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上,男性的平均时间(2.7年),略长于女性(2.3年),但经t检验发现两者差异不显著(P>0.05)。结果表明,从性别层面上看:男女不同性别在短工化程度上差异并不显著(见表4)。

3“短工化”行为的经济动因分析

3.1从工资水平层面分析

在统计量中可以看出,样本新生代农民工2011年收入为29579.42元,2012年收入为35951.40元,2013年收入为42513.48元。数据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调查的样本在对“工资待遇”的重视程度如何的选择情况看,“比较重视”和“非常重视”占94.8%,其中“非常重视”占68.3%,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把收入水平作为择业的至关重要因素。在调查数据中了解到,所调查样本平均每月工资大概是3784.31元,在这种工资水平下,55.5%超过一半的人工资水平在3000元以下,低于2012年统计的全省在岗职平均工资4215元。虽然,简单从工资水平角度来看,工资水平与农民工预期的不匹配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的行为产生。但是事实上工资并不是影响“短工化”的唯一因素(见表5)。

利用统计软件的相关性分析“每月平均工资”和“平均每年换工作次数”,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相关。从上述文章上述“短工化”特征中的“年龄特征”可以知道: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程度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加“短工化”现象降低的趋势,但是他们在打工生涯中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他们的心态和诉求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

通过以上分析,从工资层面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的现象并不单纯受到个人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还需要从其消费结构进行分析。

3.2从消费结构层面分析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和老一辈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们在生活消费观念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化。其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是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的显著特点。在消费结构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在“除衣食住行”以外,占据接近一半的比例。从上述文章“短工化”特征的“婚姻特征”可以知道,未婚人士在工作上更倾向于“短工化”状态。这是由于相对已婚人士,未婚人士在消费结构上更多的消费是体现在“娱乐消费”,而已婚人士在消费结构上更多的消费是体现在“衣食住行”。

除此之外,在对总样本的2011-2013年个人支出情况看,2011年平均支出总额为19884.96元,2012年平均支出总额为24638.68元,2013年平均支出总额为27518.96元。可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民工的其生活成本也逐渐升高。

所有样本平均一年能攒下的资金为1.7万元,而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程度又可以从年均换工次数体现出来。从统计结果显示,变量“平均每大约能攒下多少钱”和“平均每年换工作次数”两个变量间存在明显相关关系(P<0.05)。

由于社会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一定的改变,在并不能满足自我消费的基础上大部分农民工会选择换工作寻求一份符合自身消费水平的工作。“平均每大约能攒下多少钱”和“平均每年换工作次数”两个变量间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就是新生代民工消费支出影响换工频率的体现(见表6)。

通过以上分析,从消费层面看: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的原因并不单纯受其工资收入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在他们的消费结构上。

3.3从工作人力成本投入情况分析

在对总体样本进行调查中,“去年读书、参加培训或学习本领上产生费用”平均为3390元,“今年读书、参加培训或学习本领上产生费用”平均为2324元。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力成本投入情况并不重视。在“选择哪种接受继续教育的方式”中,35.4%的人都选择不想接受任何的继续教育所占数量最高,可见有不少的农民工并不想在工作期间自愿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越不看重本身的人力资源利用情况的个体会更偏向于游离与转换工作之间。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寻找另一份工作的主要原因偏向于“挣更多的钱”的比例比偏向于“学到更多的东西”的比例多出12%。从上述文章“短工化”特征的“学历水平特征”可以知道:学历水平处于中底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程度较为严重,并分别向学历越高、学历越低两侧递减。该学历群体在外出务工期间并不十分注重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自身学历并不高的情况下投入人力资本较少必定会对产生一定的短工化现象。

通过以上分析,从工作人力成本投入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参加培训、学习来提升自身人力成本方便缺乏重视,具体表现为投入时间少,费用少。自身水平的一成不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短工化”现象的产生。

4“短工化”现象对我国经济转型的影响

4.1不利于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

对个体而言,频繁的更换工作虽然可以缓解农民工个体对工资水平、工作环境的诉求,却无法为自己建立起长期稳定社会的关系,更无法持续积累在同一行业的就业技能和工作经验,不利于职业发展。

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把科学专业技术放在突出位置,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然而,频繁流动的劳动力在个体层次却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经济在向科技专业化转型的方向上提供了阻力,个人技能的缺失,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工厂之间跳槽表现频繁会导致企业用工的不稳定,而本质是因为农民工本身无法对自身人力资本进行良性的积累。如果企业没能有素质高并且稳定的劳动力在后背支撑,就很难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技术增长,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4.2不利于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2012年,随着出口压力加剧,内需不足,吸收农民工的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挑战,“短工化”用工已经成为中小型企业雇佣农民工的大趋势。对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而言来说,工人频繁跳槽可能影响较小,所以有不少企业更倾向于用人“短工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用工成本的开支,降低劳动纠纷次数。但是,靠不断换工作的低技术性的工人是不可能积累将企业做大做强的,必须在国家的经济政策指导下,进行产业升级,利用科学技术降低劳动力需求和用工成本,增加生产率。在用现在科技改造传统产业的的方向上参与到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在提高自身的前提下逐渐与国内外企业拉开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差距,使我国经济迈进世界潮流。

4.3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

2014年一季度,广东经济运行平稳。国家统计局核定,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6万亿元,增幅比去年一季度和去年全年均回落1.3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的回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的优化进程。

在劳资关系上,新生代农民工的频繁跳槽实际上是在对企业待遇、政府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无声抗议,他们从自身角度“理性的选择”跳槽其实是政府在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就业问题和就业不稳定的源泉。其所反映出来的体制的缺陷和制度保障的不完整性正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在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同产业发展速度的调整过程中不可忽略要处理好农民工作为就业主体的就业质量,才能更好的提高经济质量,使经济效益稳重求进。

5对策与建议

5.1加强工资指导

物价在涨,可员工已经很久没涨工资,企业以效益没涨而不给员工加工资,并且基本上没有企业会按照这个指导线来调整工资,工资指导线不具有强制力。员工希望按照企业效益与物价涨幅合理上调工资,仅仅靠劳动部门制定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很难实现。由于没有法律上的明确处罚,很少有企业主动执行。

通过调查研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已成为决定短工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稳定的农民工就业环境,依赖与政府在经济层面上的最低工资水平和产业的工资指导,使企业合理进行劳动报酬分配,缩小地方贫富差距,稳定劳资关系。

政府部门应该根据全市经济状况、物价水平、就业状况及人工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工资水平和工资增长幅度。制定工资指导线后,将促使一直处于原地踏步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向前迈进一步“劳方在协商过程中,找到合理的依据。”然而,还要防范由于不具有强制力这一先天不足,企业对工资指导线的不理睬。

5.2优化培训渠道

另外,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对我国经济进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对劳动力的引导,新兴产业的崛起无疑需要传统经济在走向新经济的良好过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

首先,创新培训模式。员工培训可以不局限于传统的指定培训机构,应向社会公开招标,让具有合法办学资格的教育机构进行良性竞争,进而降低培训成本,提高培训质量。使培训不再留存于任务和形式,真正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就业指导。

其次,加强培训补贴发放。培训补贴可根据行业需求对企业进行发放,要做到在传统的补贴上对农民工进行考核。可以采取一定的激励机制,例如培训合格并获得证书达到90%以上可获得全额培训补贴;培训合格并获得证书达到60%以上可获得半额培训补贴等等。根据具体行业和具体岗位进行培训补贴发放。

以人力资源保障服务中心为主设立有效、低价甚至免费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以就业培训补贴的形式促进人才、技术的增长,人才、技术的融合是在推进产业转型的有效方法。

5.3加强社保政策

政府机关作为民生社会保障的坚实后盾,更要推进相关法制和政策的建立于完善,加大对当前社会经济问题,如“短工化”现象的研究力度,进而调整法律法规和劳动规范,在可以保障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得以提升的情况下,创新农民工的就业政策。

首先,建立城乡统一的政策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政策制度是为了提高在外务工人员的归属感,这需要政府加大力度消除某些政策制度的歧视性。例如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首次对城镇化给予明确定义并统一了发展方向,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门槛。在城镇就业稳定的农民工便可转为城镇居民,这不仅增加了农民工的归属感,更增加了其就业稳定性。但希望随后召开的全国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可再将城镇化时间表和内容方案进一步细化,并严格实施。

其次,实行社保城镇职工同等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工作与生活过程中已经成为城市的一体,实行城镇职工同比例缴费,让农民工享受同等待遇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政策制度会让农民工进入这座城市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并稳定下来。社会制度和保障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一个有力支撑,它可以在高速发展、贫富差距大的当今社会为外出务工者提供生活实惠,更是稳定民生、稳定社会的一条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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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