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转型看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探索本文受到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1005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青年项目（GD11YMK02）的资助。
邵小文
【摘要】
对于一个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执政党及其领袖来说，知识分子问题首先表现为如何为实现这些目标获得足够的和合适的智力支持及人才资源的问题，即如何打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知识分子队伍。从这个视角出发，毛泽东在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决策与实践，可以看作是围绕着调整结构构成、改造治学传统和重塑价值心态三个方面，对推动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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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毛泽东；知识分子；现代化；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A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4-0053-07
作者简介：邵小文，山东临沂人，哲学博士，（广州510006）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讲师。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102页。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提出要“造就知识分子”，说：“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
①五十多年前的这段话，留给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问题的两个重要信息：其一，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就已经被看作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一员了，可想而知，对于行将迅速展开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是多么的不足，更遑论其中建设急需的科技知识分子，毛泽东所热烈期盼的要有很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该是何等的匮乏；其二，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憧憬着有那么一天，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会有许多科学家、工程师，会成为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显然，这样一个从革命战争年代中走出来的、以工农群众为依靠主体的执政党及其领袖，是多么缺乏而又多么渴求知识分子。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这两个信息也使我们注意到，对于一个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执政党及其领袖来说，知识分子问题，首先便表现为如何为实现这些目标获得足够的和合适的智力支持及人才资源的问题，即如何获得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知识分子队伍。其它被包含进来的问题，诸如知识分子的教育、知识分子的待遇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其实都是这个大问题某一方面的具体化，或者是由此延展开去的议题。也许只有在这样认识的前提下，才能更加贴近和体认到毛泽东所面对、应对的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来说，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克服知识分子相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上的不足，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推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这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工作，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转型之路。
一、浓重历史传统影响下的转型困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这样描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到的革命性作用：“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这段话不仅精辟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的革命性变革作用，而且给了我们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启示。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西方知识分子逐渐摆脱传统模式，日益紧密地被结合进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中，反映在知识分子群体的结构内部，则是科技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上升，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职位、地位和利益与技术理性化的过程紧密相连”［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0页。，因而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日益自觉与社会发展过程相结合，为现实服务，注重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解答。
从现代转型看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探索
《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
其次，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不再自诩为道德代言人或者民众的精神导师，曾经蒙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神圣的光环都消散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世俗化”的转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专门化与职业化的过程，使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自觉身为雇佣劳动者的一员，与其他职业工人在价值维度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不能赋予他们掌控超出专业领域的普遍价值的权力。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一现代转型过程，也许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
正是由于这两个层面的变化，马克思才把它们当作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重要内容。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缺乏西方社会的这种近代化的洗礼，还更多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当然，传统与现代并非不“通约”的关系，不存在可以截然分开的传统和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也并非完全以西方社会为旨归或标准。不过，必须承认，悠久的历史传统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既有积极影响，也有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尤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因素。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在封建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在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身兼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双重角色的“士”居四民之首，以构建文化价值和伦理规范为己任，同时也承担起道德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工作。由于“士”的培养和选择是以儒家“君子”型人才为目标的，如金耀基所说：“中国官僚治体具有很深的学术底性格，而此学术底性格则是以展现全幅的人文性格为主，重在圆通之知识，而不在一技之专长。”转引自陶东风：《中心与边缘的位移——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变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6页。因此，就连教育和考试制度也是“具有浓厚的人文伦理气息与道德教育色彩”，“培养以德为主的通才而非以专业知识为主的专才”同上，第266页。。就其发挥的功能与作用而言，“士”俨然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合体，倚重“道德文章”，轻视技艺专长。从这个角度讲，“‘士大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符号，完全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利”同上，第263页。。相比之下，能够发展科技知识的“工”，则完全不受精英阶层重视。或者可以这样说，“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人文知识分子的队伍之庞大、地位之显赫，与科技知识分子的队伍之萎缩、地位之卑微恰成鲜明的对比”同上，第263页。。因此，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结构构成及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发展所要求的人才类型和知识结构有相当的差距。
当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时，尽管传统社会结构遭到了破坏性的冲击，传统教育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不断变革，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连绵不断的战乱，旧中国始终未能真正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现代化进程缓慢，知识分子缺乏向专门化、职业化方向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当时许多到海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或者重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或者进入校园从事教学工作，有的干脆就呆在留学所在国家不回来，总之，当时国内的社会环境无法给他们提供学以致用的条件。最为紧缺的科技知识分子却恰恰遭遇了较为严重和普遍的“学用脱离”境遇。中国知识分子在结构构成上畸重畸轻的现象依然很严重。
传统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治学传统和价值心态方面，并且渗透到社会意识中，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在治学传统方面，历经数百年的争鸣和发展，随着农业社会形态的成熟与稳定，文化和学术上逐渐形成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无论治国理事，还是修身立德，都更多地是从经典中寻找依据。“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他们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如何，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并且没有其他选择。”段联合、陈敏直、丁珊主编：《中国传统文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对经典的诠释和研究成了学者的主要工作，实际上也具有政治功能，从而成为学术活动的核心，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治学传统。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不仅道出了这种治学传统的核心理念，也道出了其所以然的原因。但是，当这种治学传统所扎根的社会土壤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当旧的经典诠释体系已经无法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时，换言之，当中国必须迈开现代化的步伐时，这种治学传统的适应性就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并且越来越显现出脱离实际、脱离社会实践的一面，成了所谓“纯学术研究”的一种表现。
在价值心态方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典型地反映出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这既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却也隐含着浓厚的精英意识。在绝大部分民众都无法享受文化教育权利的传统社会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由少数精英治理、管理大多数老百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统治阶级的文化总是占统治地位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成了精英与民众共同信奉的价值理想。在这种价值取向影响下，成为知识精英就意味着可以脱离劳动，可以为“帝王师”，代君治天下，难免会产生轻视生产实践和劳动群众的意识倾向。科举制消亡以后，尽管失去了进入国家政治体系的制度性通道，大部分知识分子依然自居为社会精英，担负着“为民请命”的历史使命，拥有强烈的启蒙心态，某种程度上却仍然是站在劳动群众之外，保持着对大众的疏离姿态。
然而，当王国维发出“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感慨时，作为一个执守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也许他已经感受到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无可逃避地走上了艰难的转型之路。从结构构成、治学传统到价值心态，中国知识分子都身处悠久历史投射下的浓重影响之中，不得不迎接时代和命运的严峻挑战。
二、推进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
探索和历史教训
近代中国处于只有先从政治上解决内忧外患，走上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特殊境遇。以工农群众为依靠主体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完成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任务，从而为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提供了现实基础。正因如此，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凸显出来的。这也就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原因。
综观毛泽东在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决策与实践，可以说，他力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推进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的。
其一，调整知识分子的结构构成。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来说，科技知识分子最为紧缺。当然，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是多样的。如果以专业知识结构来分，可以更细分为人文知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三个专业领域，这三个方面的人才都是需要的。不过，由于当时社会管理主要还是依靠党的领导来实现，对社会科学及这方面知识分子的需求还不是很突出，因此所导致的缺憾也很值得今天反思。
在当时极为有限的知识分子群体里，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人文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最大。就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来说，人文知识分子更是影响巨大。唯独工业建设最紧缺的科技知识分子，不仅少之又少，而且在当时的教育体系及人才培养模式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因此，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结构构成的调整，就首先从教育领域开始。以院系调整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改革，对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和布局，构建起一大批理工科为主的专门院校，力图在较短时间内培养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以科技知识分子为主的人才队伍。同样的思路也体现在争取海外学人归国和派遣留学生等工作上。经过各方面努力，建国后短短几年内便初步建立起一支专业门类较为齐全、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科学技术人才队伍。此后近30年间，或者说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这部分知识分子是发展得最快的。据统计，建国初期，全国科技人员仅有5万左右；195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科技人员总计42?5万人，平均每万职工中科技人员269人；到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科技人员总计434?5万人，平均每万职工中科技人员593?3人国家统计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2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第25页。。迅速增长的科技人员成为当时工农业建设的骨干人才。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结构构成的这种变化发展还是基本满意的。1964年，他在对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中，一方面告诫客人“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也说，“也不是一点好的也没有，比如说，拿工业方面的地质学来讲，旧社会给我们留下来的地质方面的学者和技术工人只有二百多人，现在我们有二十多万了”。《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年1月—1968年5月），内部资料，第170页。从这一方面看，毛泽东所推动的知识分子结构构成的调整与建设，是有着值得肯定之处的。
其二，改造知识分子的治学传统。
毛泽东早年就深恶传统教育和传统学风脱离生产、脱离实际之弊，认为“学生在学校所习，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则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51页。。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因此贬低传统学术。他主张对传统学术和传统文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上，第534页。，做到“古为今用”。他所特别反对的是脱离生产实践、脱离实际的治学传统。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脱离”，既有传统知识精英不事农工、轻视生产的原因，也是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的冲击下，传统的治学方法及其旨归，已经无法应对社会变革提出的挑战，更不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即使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高高举起“科学”的旗帜时，他们讨论得更多的其实也是科学的价值问题，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仍然不出传统治学的思路。“人们普遍满足于对科学价值的津津乐道，无意作脚踏实地的研究和实践工作。”阎润鱼：《近代中国唯科学主义思潮评析》，《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0期，第39—45页。当然，当时的科学研究也缺乏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的社会条件。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既对知识分子及其治学致思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也为改造知识分子的治学传统创造了社会条件。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对改造知识分子治学传统的探索，突出体现在倡导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因此，他对“技术革命”和“教育革命”寄予了较高的期望。通过倡导“技术革命”，毛泽东力图推动科技知识分子在进行技术创新和其他学术活动时，到工农群众中去，将学术研究与生产劳动中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克服科研工作与生产建设、产业发展缺乏应有互动的弊病。通过教育改革和“教育革命”，毛泽东鼓励学校办工厂、农场，也倡导地方企业和公社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办学校，推动学校与地方企业、公社合作，促进办学形式多样化，变革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能适应并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道路。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应该联系实际，了解社会实践，这也是做好学问、学习知识本身的要求。书本的知识是基础，但不能“只有书本知识”，更要重视在实践和运用中学习。所以他认为：“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比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年1月-1968年5月），内部资料，第173页。
当然，面向经典的学术研究仍然是需要的，而且是需要具备专业训练的学者薪火相传。但以此为主要治学方向的学者，相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来说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必须关注和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大量问题，用自己的研究和创作为社会建设和生产发展服务，提供适应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科技、学术成果，或者文化艺术作品。毛泽东曾经强调要“厚今薄古”，希望文化建设能够“推陈出新”，其用意也即在于此。
其三，重塑知识分子的价值心态。
出生农家的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页。传统社会的这种文化配置格局造成了“智愚”的阶层分野，并强化了前者统治后者的“资本”和权力。对于代表被压迫阶级、领导工农群众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来说，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政权基础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尤其是要让长期以来被压迫的工农群众“当家作主”。这既是毛泽东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兑现的政治承诺。因此，改变知识分子习自于传统的价值心态和价值理想，就显得十分迫切。
要实现这一政治目标，就要让知识分子认同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认同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为人民服务，并以之为指导，积极主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建国初期毛泽东推动知识分子参加改造旧社会、重建新秩序的几场社会运动，就是希望他们在实践中完成这一转变；而思想文化领域发起的几次批判运动，则是意图以由反而正的方式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
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去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气”毛泽东：《接见非洲、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1964年8月25日），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在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培养起与工农群众的感情。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8页。他希望知识分子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以不同的方式去接近工农群众，了解工农群众。
在毛泽东看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9页。知识分子也要真正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认识到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工农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建立在较高知识水平上的自我优越感和精英心态，“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50页。。毛泽东不遗余力地推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实践，号召“知识分子劳动化”，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等等，都带有改造知识分子世界观、重塑知识分子价值心态的考量。总的来说，就是希望知识分子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应当说，毛泽东对推动知识分子转型的这些探索是有一定的成效的。但是也必须承认，在这些探索的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沉痛的历史教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打击知识分子的灾难性后果。无论对毛泽东还是知识分子，对他们个人还是国家民族来说，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惨重损失。这一历史悲剧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结果，其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
从根本上说，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发展一样，是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才真正开始深刻的现代转型的。正因如此，这一现代转型过程不可能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所力图实现的，是在克服和避免包括苏联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弊端的前提下，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深知以工农群众为依靠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智力支持和人才资源上存在严重不足，尤其在科学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不足，因而特别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希望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协助与促进中国共产党做好各项工作。
在此过程中，由于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或者对现实问题的认知不同，或者知识分子受治学传统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对具体政策措施的意见，与毛泽东和新政权所倡导的方向是存在差异的；与此同时，“农民干部进城，同知识分子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共同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互相推心置腹，亲密无间，也是有困难的”《陆定一文集》编辑组编：《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2页。。例如，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上，许多拥有英美教育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从强调教育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对院系调整存在较强烈的抵触心理。而对于新政权来说，不整合当时有限的教育资源，将人才培养模式从以所谓“通才”为主，转变为以“专才”为主，就无法解决工业化建设急需的大批实用型专门人才的紧缺问题，尤其是旧中国几乎空白的许多重要工业行业的专业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类似这样在调整知识分子结构构成上的矛盾，并不罕见。至于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方面，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重视发挥知识分子与闻国事、参政议政作用的前提下，双方也时有意见相左的情况，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看法所导致的。这些意见分歧，就深层次的原因来说，也与认识主体在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有关系，应当说任何时候都难以完全避免。
因此，一方面，毛泽东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4页。他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改造世界观，如果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深知思想改造的艰巨性，指出：“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9页。
然而，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以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意识形态认同为指导的，在实践当中，又常常是藉由政治运动的方式开展的。这就无可避免地会与精神自由的追求发生冲突，使知识分子感到精神压抑。与此同时，毛泽东试图推动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干部执政思维的转变、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努力，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也未能取得良好效果。许多党政军干部仍然习惯于运用阶级斗争的话语和方式处理矛盾冲突，甚至把“为政治服务”简单理解作“为政策服务”。当知识分子的一些尖锐批评或观点分歧，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时，出现打击知识分子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文化大革命”过分政治化的氛围中，一切具体问题的分歧都可能被上升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涉及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具体问题，变成了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技术革命”和“教育革命”中不少原本需要深入探索的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或者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的政治运动。
而这些现象对知识分子造成的伤害，又导致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恐惧和排斥心理，从而重归书斋、疏离现实。毛泽东所殷切希望的“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52页。没能实现。即使在“去政治化”的今天，这种远离现实政治的理念，仍然阻碍着一些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关怀社会。有学者感慨道：“美国学者对待学术研究与现实、学术研究与政治的看法和实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在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现实（主要是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确实是一个长期未能解决好的难题。以历史研究为例，古代史研究与近现代史研究（特别是革命史和党史研究）形成鲜明的壁垒，各方都非常‘自觉’地恰守规范，保持相互封闭，避免与现实发生关系，甚至鄙视与现实的联系。其结果，使得史学研究脱离现实，难以体现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科学价值。我们并不否认，在极左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鼓吹‘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直接造成了人们对史学与现实关系扭曲的认识，导致了‘影射史学’的泛滥。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我国史学研究中存在的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传统’。这种传统至今仍然发挥着影响。”侯且岸：《当代中国的“显学”——中国现代史学理论与思想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7页。从这一点来说，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余论
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复信给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回应关于韩愈的历史评价等争议问题，不同意当时简单化批判、一概予以否定的做法。这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高度政治化的语境里，一个政治家与高级知识分子的交流。半年之后，毛泽东去世了。他对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探索，也随之成为了一段历史。
自那时起，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1956年所说的那个培养知识分子的“计划”，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以现在高等教育的规模，仅2013年一年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就超过638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统计数据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493/201412/181593.html。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果然出现了工程师、科学家。然而，知识分子的状况仍然不能让人满意。这些年来，一方面是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另一方面，对素质教育的呼唤，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对知识分子官僚化倾向的不满，对专家变成“砖家”的嘲讽，同样强烈而无法忽视。人们需要知识分子对制约社会发展的大量问题提出可行对策，而不是仅仅躲在书斋、实验室里做脱离实践的研究。应当承认，知识分子本身的“现代化”还远远未能达到社会发展的要求。毛泽东对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探索，仍然存在重要而急迫的意义。
（责任编辑欣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