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对王安石思想创作的影响

张婉霜

摘要：“诗圣”杜甫以其忧国忧民的崇高品格和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为历代士人所敬仰，北宋王安石以经邦济世为己任，首开崇杜之风，在杜甫人格精神的鼓舞下坚持变法，同时在思想艺术上步趋杜诗，从而对确立宋代诗风有很大影响。其咏史诗继承了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诗史传统，在相当的思想高度上把握了历史精神，表现出一代人深沉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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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杜甫王安石忧国忧民诗律诗史传统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的诗歌被称为“诗史”，这两个称号实际上就反映了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诗圣”的称号应当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他忧国忧民的崇高品格和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二是指他在诗艺上的总结之功和多方面杰出的创造，是一位集大成者。“诗史”之称则揭示了杜甫诗歌与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深刻联系，并且在“诗史说”的影响下最终形成文学创作中的诗史传统。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毕生推崇杜甫及其作品，在杜集的整理、注释和杜诗的思想、艺术研究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贡献。同时，他本人从思想到创作都受到杜甫很大的影响。

一、忧国忧民

杜甫诗歌在中唐以至宋初，影响并不很大，学习模仿者也不多。他与许多著名诗人有过交往，并热情赞扬过同时代的不少诗人，但他自己却寂寞得很，很少有对其诗歌创作的褒扬，甚至连应酬式的回报都很少。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当时人的赞誉尚远不及他的自我肯定那么充分、全面。杜甫晚年在《南征》诗中道出了这种不被理解的哀怨：“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1]韩愈有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儒愚，何用多毁伤？”[2]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情形之一斑。

宋代自开国起，就处于金瓯残缺的状态，面对辽、西夏、金的相继侵扰，宋廷软弱无力，而外交政策愈益卑弱，从“奉之如娇子”到“敬之如兄长”以至“事之如君父”[3]，这一代历史充满了血与火，屈辱与忧患。而长期的社会动乱、民族危厄的社会环境恰成为杜诗传播的特定环境。杜诗中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在一代人心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像对着一面三棱镜，人们从它的折光中清晰地看到了历史与现实。

而杜甫及其诗歌价值在宋代的被发现，首功当推王安石。王安石推崇杜甫，首先是出自对杜甫人格的钦敬。他最为推崇杜甫的，就是杜甫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在《杜甫画像》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娇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尝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嗖嗖。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4]在这首诗中，王安石着眼的是杜甫身处离乱之中仍忧国忧君的一腔忠诚和他推己及人的博大胸怀；同时，对于杜甫一生坎坷多艰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宋人胡仔评曰：“李、杜画像，古今诗人题咏多矣。若杜子美，其诗高妙，固不待言，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则半山老人之诗得之矣。”[5]在《老杜诗后集序》中，王安石又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辞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世所传已多，计尚有遗落，思得其完而观之。”[6]《老杜诗后集》就是他续得杜甫诗二百余首而成的集子。他又曾编《四家诗选》，选辑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的诗，把杜甫诗排在第一位。自王安石后，宋人对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普遍给予很高的评价。王安石为开此风气之先者。

王安石之所以能深刻地理解杜甫，正是因为杜诗使他产生了心灵的共鸣。与杜甫一样，王安石也早蓄大志，积极用世，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以经邦济世为己任。不过，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毕竟只是一位诗人的理想；而王安石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政治改革家。他把诗人的理想变为具体的实践，在经世致用、重道崇经文学观的指导下，王安石用诗歌奏响了他变法改革的前奏曲。如《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法利害见寄》诗，揭露茶法之害，表达“戮力思矫揉”的变革决心；《酬王伯虎》诗表达自己“念此俗衰坏，何尝敢安枕”的忧患意识；《白沟行》诗忧虑宋室边陲虚弱却缺乏忧患意识，边患潜在；《河北民》诗，对老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深表同情，以变法而挽救政弊的决心日益坚定。从这些诗篇中，我们既可以读出王安石“春风生物尚有意，壮士忧民岂无术”[7]的用世之自信；又可以读出他“未能忘感慨，聊以古人谋”[7]的面对困难阻扰时的孤独寂寞；还可以读出他“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8]的以百姓为念的赤子之心……虽然变法之路步履维艰，但王安石并没有退缩，也没有妥协，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宁可受排挤、穷居金陵，这与杜甫人道主义精神的鼓舞不无关系。

总之，在杜甫人格精神的影响和他经世致用文学思想的指导下，王安石的诗歌与他的政治家情怀密切相关，体现了他忧念国计民生的士大夫精神和他政治家兼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二、诗律句法

王安石是杜甫及其作品的崇拜者，也是杜诗艺术的步趋者。

首先，他在理论上总结了杜诗在思想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指出了学习杜诗的方法门径。他曾区别李、杜、韩三家诗的特色，认为“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此韩愈所得也”[9]。在另一处，他进一步分析了杜诗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指出：“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如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10]王安石抓住了杜诗“大而能变”的特点，可以说是别具慧眼。

其次，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后人学习杜诗作出了榜样。王安石早年诗歌与现实联系密切，关心民生疾苦，抨击黑暗弊政，抒发忧国忧民、经邦济世之怀抱，与杜甫的思想倾向一脉相承。在艺术形式上，王安石也是力摹杜诗，诸体皆工。杜甫为诗注重推敲，自谓“晚年渐于诗律细”，达到了精深华妙的境界。王安石亦是如此，晚年隐居钟山时期，诗风出现变化，更注重艺术推敲，讲究修辞技巧，重视诗的韵味，激赏“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11]的风格。前人称“荆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又称“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其诗风从“峬峭雄直之气”已逐步转变为“深婉不迫之趣”。如《雪干》诗云：“雪干云净见遥岑，南陌芳菲复可寻。换得千颦为一笑，东风吹柳万黄金。”[12]描写细致，修辞巧妙，韵味深永。至于王安石在句法和字面上步趋杜诗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其“绿搅寒芜出，红争暖树归”（《宿雨》），“绿稍还幽草，红应动故林”（《欲归》），便是从杜诗“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13]之句变化而来；其“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二首》之一）[14]，亦和杜诗“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之句异曲同工。前人称：“老杜《秋兴》云：‘稻香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荆公效其错综体，有‘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言缲成则知白雪为丝，言割尽则知黄云为麦矣。”尤其是他的七古，在遣词造句方面受杜甫七古的影响更大，题画诗如《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一诗，从造句遣词到谋篇用韵，都和杜甫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和《戏为韦偃双松图歌》相近似。王安石自称对杜诗的熟悉到了这样的程度：“（杜甫）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者惟其甫也，辄能辨之。”[15]足见他对杜诗的用力之深和浸淫之久。

总之，王安石以一个诗文大家的地位，大力提倡崇杜之风，并以自己步趋杜诗的实践，尤其是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创作理论和实践，直接影响了黄庭坚及其江西派诗人的创作，从而对确立宋代诗风有很大影响。

三、诗史传统

宋人为杜甫戴过“诗中之圣”“诗中之豪”“诗中之史”[16]等许多桂冠，其中“诗圣”“诗豪”比较抽象，而“诗史”却很具体。后人也曾将“诗豪”“诗圣”放到刘禹锡、李白等人的头上，但唐代众多的作家似乎没有人能分享“诗史”的殊荣。

中国古代深厚的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始终有力地平行向前发展，作史者或不乏诗才，作诗者或不乏史笔，但偏偏一直未出现过以巨大而复杂的叙事形式，将史与诗融合在一起的汉民族的“史诗”作品。直到唐人以“诗史”誉杜甫诗歌后，历代学人倾倒备至。为什么？这里边更深的原因在于对“史官文化”的尊仰。“史官文化”是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儒家文化本质属性的概括。自从唐代出了一个以历史知识论才的皇帝唐太宗，史官文化的地位进一步被确认，唐代及唐代以后走上了仕途或欲走上仕途而不可得的文人们，对“史”无不有着高山仰止般的崇敬。于是，当后来者深谛杜诗忠君忧国，仁民爱物的内涵，作出“诗史”这一概括以后，人们便肃然起敬了。

王安石作为一位目光远大、严肃睿智的政治家，咏史诗写得非常出色，他曾感叹：“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因此，他继承了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总结历史经验，并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情。其《乌江亭》诗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这首诗针对杜牧《题乌江亭》诗中的议论，提出了民心向背的问题，比杜牧认为项羽不能“包羞忍耻”的议论更为深刻。再如其《宰嚭》诗云：“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诗中一反“女祸亡国”之论，议论极为精警。故前人称其“咏史绝句极有笔力”，体现了他政治家的风采。同时，在王安石的词作中，咏史之作乃是成就最高的部分，如《桂枝香·金陵怀古》历来为人称羡，立意不凡，议论高超，结句化用杜牧《泊秦淮》中的诗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用意更为深刻，无疑是对不能励精图治的北宋当局的警告。

总之，王安石自觉地继承杜甫“穷年忧黎元”“危时思报主”的精神，以“春秋之笔”的史传传统，在相当的思想高度上把握了历史精神，表现出一代人深沉的忧患意识。

以上三方面的阐述，虽不够全面，但基本反映了王安石作为北宋诗坛的杰出代表，从思想到创作所受到的杜甫的影响。吴中胜等先生认为：“在同时代学杜人中，王安石不但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学杜。在人格上汲取了杜诗的精华，在风格技巧和表现方法上深入学习并不断创新，在文学主张上的一致性，影响了其诗的整体成就，人称‘东京之子美’。”[17]当然，受杜甫影响的绝不止王安石一人，宋代诗人几乎无不受杜诗影响，由此更体现了杜甫作为一个集大成者所树立的光辉典范，历千年而不衰。

注释：

[1][14]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50页，第151页。

[2]孙昌武：《韩愈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3]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四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8][9]王安石著，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卷五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0页，第429页，第571页，第578页。

[5]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2页。

[7]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卷五四九，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1991年陆续出版，第6560页。

[10][1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前集卷五，前集卷六。

[12][13][15][16]高克勤：《王安石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第183页，第177页，第54页。

[17]欧阳修：《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及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凡例：《杜诗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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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