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倩
摘 要：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钟鼓楼》是刘心武的代表作，小说以老北京小市民一家的结婚故事为主要叙事对象，衍生出四合院里发生的社会底层人民的故事。《钟鼓楼》反映了刘心武对社会历史与人生的思考，体现了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与人生关怀，《钟鼓楼》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进行审视，力图把握时代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同时通过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小人物形象衬托民族的历史，透过人们的生活状态观照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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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钟鼓楼 历史 人生 观照
刘心武的小说从来就不缺乏文化意识，当然，他所要表达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化，他要表现的是与时代、社会、人生相关的种种关怀，这从《班主任》中也可以窥见。《钟鼓楼》是以传统的老北京四合院作为背景来衬托的，四合院本身就有一种历史寄托的哲学思考，再加上钟鼓楼脚下代代生活的老北京居民的底层社会生活，这就有了现世的考虑。小说对于钟鼓楼的描写微乎其微，只是注重描写薛大娘这一家人及其邻居围绕婚礼所展开的生活纠结和繁杂关系网络，通过这些复杂的生活状态表现历史的变迁和市井生活的悲欢。所以，小说并不是简单的生活描绘，作者试图站在新的历史哲学的高度审视现实之下的深刻内涵。但是，“不难看出，在这部小说里，作家虽仍钟情于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和揭示，但却更注重于从文化的角度对社会和人的研究，以至很难说作家究竟在小说里提出了多少社会问题，而只能说它起码涉及了社会和人的哪些方面。”[1]
一、历史观照
历史意味着事实，而在对历史进行重新定位和审视的同时，历史本身即成为一个被分析的对象，但这并无碍于历史的真实性。《钟鼓楼》对于历史的定位停留在了1982年12月12日，所描绘的也不过是上午5时至下午5时之间的事，但就在这短短的一天之内，刘心武试图用错综的社会历史变化展现深刻的历史思考，反映老北京四合院内的历史变迁，再以人的悲欢离合表现民族心理的形成和几代人的命运纠葛。小说贯穿当代历史意识的努力非常明显，一切的故事虚构都是围绕历史的变化展开，将历史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通过对小人物的平常描述来反映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又和钟鼓楼的永恒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从而使钟鼓楼又有了新的意蕴。
（一）反映以四合院为中心的历史变迁
《钟鼓楼》所描绘的景象都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小说中无数次提到了历史的变化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可以说，这种厚重的历史观本身就是历史，重视历史也是民族特征的表现。“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它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2]刘心武自己也有意识地表现出他的这种思路，钟鼓楼脚下的四合院里人们的生活既有翻天覆地的惊人变化，同时也是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的。
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生活变化无疑非常自然，“单调的重复”则给这种自然加上了更浓厚的哲学性。变化是不可预测的，永恒也是不可预测的，虽然生活有重复的部分，但没有人会预测到生活还是会像以前一样重复。小说中对于市井生活变化的描述不在少数，比如对路喜纯进行介绍时提到：“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着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吗？”[3]由此可见，历史的变化在小人物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变化着的生活状态驱使人们如何与旧时代残留的东西进行抗争，抗争会起到一定效果，但旧事物的惯性是很强的，所以，旧事物、旧习惯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在对历史变迁的描绘中，刘心武还是十分注重社会永恒的一面。
与其说历史的变化要求人们有历史眼光，不如说历史的不变性要求人们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所谓“历史的眼光”并不只是指要用变化的思维去思考问题，而且还是指对于变化和不变的事物，都要用冷静、沉着的态度去应对。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平衡点，没有完全变化的，也不存在完全不变的，这就是刘心武所要传达给我们的深刻的历史哲学思维。在薛大娘给张秀藻喜糖的时候，薛大娘对她说：“唉，过几年你还我们的时候，不得更高级呀！咱们先说在头里——到时候你就给这么点儿，我们还不干呢！”[4]这其中也蕴含着变与不变的道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喜糖总是要给的，但给的多少、质量好坏取决于时代发展与否。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对近四十个人物的描述中都有体现，比如慕樱对于爱情的理解，她大胆地突破传统封建礼教的思维束缚，认为婚外爱情是完全合理的，爱情的内涵应该随着世界的丰富多彩而不断变化甚至扩大，这就显然是对历史的合情合理的反思和重新审读，她的文章发表之后被大部分读者认为是值得表扬的，这也正说明了刘心武的初衷和用意。其实，刘心武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八十年代初的现实，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改革开放的潮流。
在对人物的历史变迁描绘的同时，刘心武不忘对四合院的前世今生做一番表述，这就更彰显了京味儿小说的特色。小说对于四合院的描述是翔实的，从明清时期的四合院样式一直讲到现代四合院的形制，这无不透露出作者的精神寄托与其独到的社会问题反思能力。可以说，《钟鼓楼》是极具社会价值的一部小说，“刘心武在书中对四合院的这番描绘，似乎并不完全与传统的典型环境相吻合，而是处处凸现出一种力图扩大其作用的态势，以至当小说的时间表进入了未时，作家甚至完全脱离书中人物的活动，使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去追述四合院的历史沿革、社会生态和文化景观来。”[5]四合院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文化景观，而是蕴含着它所孕育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等。
（二）描绘的民族心理的形成
小说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来表现文化熏陶下的民族心理的形成，这点令人尤为关注。民族心理必定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下形成的。虽然刘心武没有直接道出影响民族心理形成的原因，我们也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典型人物来分析出其中的因素。刘心武将现代人作为主要载体，以传统心理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心理现代化的独到阐释。
首先是薛大娘。薛大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老人，她对于关系到吉利与否的事物十分看重。在她看来，儿子的结婚比任何事情都来得重要，不得有半点马虎。根据文化传统习惯，她忌讳在日历上看到单数，她忌惮看到单数之后会出现不吉利的现象，“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6]，这是薛大娘所担心的，也是时代变迁中不变的东西，至少在她的世界里是不变的。薛大娘脑子里的传统非常固执，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在处理家庭矛盾时，薛大娘的传统意识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当然，薛大娘是一个典型，小说极力渲染钟鼓楼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真实性和永恒性，以至于薛大娘的意识中始终保留着旧时代的思维惯性。
詹丽颖也是落后时代的典型代表，但真善美在她以及所有的钟鼓楼的市民们身上都很明显。不同的是，詹丽颖太过直白的语言表达和大大咧咧的行为方式是小说着重描写的方向，她的这种性格与薛大娘的期待格格不入，甚至大有冲突的意味。詹丽颖的行为与薛大娘的冲突正是反映时代变迁中民族性格的本质特征的关键。我们民族的性格及心理是长期的磨合而形成的，这种性格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无论詹丽颖经历了怎样的生活遭遇都改不了她的这种性格，就好像钟鼓楼历经沧桑，还是和人类社会永恒地存在一样难以改变。詹丽颖就是如此，历经“反右”运动，她的性格还是如此，尽管在此期间“老实”了不少。刘心武对于这一点的刻画揭示了民族心理的历史感和沉淀性，同时也透露了一位作家的忧患意识。
慕樱便是开放心理的代表。与上述两位都不同，她的思想中充斥着自由、开放，离婚之后的慕樱“获得了解放，赢得了自由”[7]，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颇为人们所接受的。可以说，刘心武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把握住自由、解放、开放的时代变革潮流，塑造出敢于打破封建礼教、追赶时代潮流的女性形象，应该是相当进步的。与此同时，慕樱的这种行为与薛大娘的眼光又有冲突，如果仅仅依靠陈旧、落后的观念，那么中华民族的前途就很渺茫了，正如小说中讲的：“包括詹丽颖在内的中华民族啊，你将怎样追赶上去？”[8]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刘心武赋予小说中人物时代感和责任感，以新的历史思路扩大了小说的内蕴。
二、人生观照
小说除了对于历史给予观照之外，还通过对人物的生活描绘表现作家的人生观照和审视。这部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立足人生转角对各类人的命运遭遇给予同情。在小说的献辞部分，刘心武毫不吝啬地指出，此作品是呈现给：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这句话主要是教给人们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但同时又是对人们的生活给予关注，正是人们的生活转变才使这个时代产生历史感。所以说，刘心武所说的历史感是基于人类生活的。我们是可以将《钟鼓楼》作为一部文化小说来解读的。“作家独特的世俗化笔法，使文化小说表现出题材的世俗性与人物的平民性特点。”[9]作者一方面把生、老、病、死，把结婚、吃、喝、玩、乐作为故事情节的中心环节加以表现，这里面没有政治小说中暴风骤雨般的情节，也没有改革文学中大刀阔斧的革新，只是在悠闲、平淡的四合院故事中表现时代及社会的文化精神。
（一）对人的命运的关注
人物的塑造是小说的要素之一，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可以说基本上决定了作品的好坏。小说对于近四十个人物的命运描写可谓穷尽笔墨，这些人的命运和性格迥然不同，结合四合院文化，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红楼梦》，甚至与之相对应起来。
小说对于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作了描述，在那个时代，人生的坎坷与不测时常会发生。比如路喜纯的母亲，作者用了极少的笔墨写他们的死亡，“母亲是1972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1973年春天便去世了。”[10]这样的描述终究有些凄凉，这当然是时代背景下的这一批人的代表。路喜纯的命运算不得好，也算不得坏，虽然在做“红案”的道路上不是非常顺利，但“红案”的何师傅偏偏看上了路喜纯并收他为徒，这才使得薛大娘家的喜事由他操刀。而在婚宴的高潮时，卢宝桑当众羞辱路喜纯的父亲，这就给路喜纯的命运增添了一丝曲折。曲折的人生经历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加剧故事矛盾冲突可以使人物的命运感更加凸显。
小说对于澹台智珠的描写也相当多，重点要关注的是因为剧团的事而让澹台智珠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也使两口子的命运产生动荡。再比如詹丽颖的命运，她的命运相当曲折，因为她口无遮拦和大大咧咧的行为，没少吃苦，但她的生命力十分顽强，从1957年开始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开始，二十多年的艰苦生活没有使詹丽颖屈服。另外，一位女大学生对一个年轻翻译心生爱慕，而这位翻译和他对象却又受到一位农村姑娘的干扰；一位离过两次婚的开放女性，大胆地追求一位副部长；一位思想传统的老编辑被一位所谓的“文坛新秀”气得发抖。作者对这些人物命运的关注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小说对于人物的描绘重在展现他们过去命运与现在命运的时差，以及市井小人物命运与时代命运的重叠与交织。
（二）对人的生活层次给予观照
不同人物有不同的生活层次，生活层次的粗鄙与否都是这个时代的烙印，也是上个时代的记忆。大抵来看，这部小说无疑是对一般市民的生活给予描绘和观照，但对其中一些人物的描写时，并不是以小人物的姿态显现出来的。比如张奇林一家的生活状态虽然不可与一般小市民相提并论，但大的社会背景是不会改变的，张奇林只能作为小市民中的一个特殊化对象而存在，正如张奇林说的： “我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主要不是指接触本单位的群众，处理本单位的事情，而是说接触像咱们院里的这些邻居，接触咱们钟鼓楼这一带的社会。”[11]由此可见，刘心武确实是把张奇林当作一个特殊对象来处理的，而张奇林本身就处在四合院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说，张奇林的生活层次虽然高于一般市井民众，但总的社会趋向还是与底层人物相通的。
虽然底层人物对于生活的大致追求是一致的，但细细看来，这其中又有许多奥秘。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生活，所以从他们的生活追求来看，又有一些差别。薛大娘的愿望基本定型在婚礼的顺利与家庭的安宁；慕樱的生活层次则定位在打破传统，寻求新型爱情的努力；澹台智珠的生活层次则存在于演戏当中；路喜纯则立志当一个大厨师；中学生姚向东不学好，学会了偷东西等等。这些人物的不同追求表现了不同人物生活的层次不同，也表达了刘心武对他们各自的生活观照和同情。同时，小说将这些人置于同一个四合院当中，以人物命运的高低不同和四合院及钟鼓楼的唯一性进行比对，突出显示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必然和长者不同，所以，刘心武这样安排人物命运也是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
三、《钟鼓楼》评述
有学者指出，《钟鼓楼》应当作为一部具有当代社会意义的小说进行定位，也有学者认为《钟鼓楼》的艺术价值仍有待考察，写作成就也尚需讨论。正如林为进所说：“《钟鼓楼》无疑是一部一般层面的创作，除了比较早就切入普通市民生活的表现而不乏一定的新意外，作品从人物到内容都没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阅读上的艺术享受。至于命运感和历史感，更是与主观愿望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从作品本身是不大容易看到的。”[12]
笔者以为，《钟鼓楼》所透露出来的沉重历史感和人生命运感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在对《钟鼓楼》以及刘心武本身作出评价的同时，需要注意到深厚历史和作家观念在文本中的体现。邹平对这部小说的历史感也做了充分的肯定，他对《钟鼓楼》的定位为：“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当代小说。”[13]至于林为进所说的“侧重扫描社会现象而不重视深入人的灵魂之创作习惯，仍然制约着他”。[14]这是十分中肯的。不过，文学的评论并没有标准参照，对于这部小说的价值讨论也只是各抒己见。
注释：
[1][5][13]邹平：《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当代小说——读刘心武的小说〈钟鼓楼〉》，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2期，第116页，第110页。
[2][3][4][6][7][8][10][11]刘心武：《钟鼓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6页，第35页，第10页，第225页，第309-310页，第38页。
[9]斐人：《新时期文化小说略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第40-43页。
[12][14]林为进：《历史的限制与现实的选择——重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第31-36页。
（王晨倩 浙江湖州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31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