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琴初秀秀
【摘要】2014 年的“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不仅震惊国人，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西方国家许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框架理论出发，选择“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一个月内，主要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美联社，CNN，英国路透社、BBC 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西方媒体所构建的民族冲突的报道框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媒体在危机中对外传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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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暴力恐怖事件框架理论媒体反思
一、民族冲突框架显著
框架是媒体力量的核心所在，媒体报道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选择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就是框限事实。媒体通过对消息来源的选择和过滤来体现自己的倾向。“媒体通过将问题和事件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从而为受众提供用以理解信息的基本框架。”框架理论认为，在报道的过程中，新闻媒体通过各种报道手段，构建一个带有主观性的社会“真实”，它会提供给受众“框架”，而这个框架反映了新闻媒体的主观意识。通过分析西方媒体的报道议题、报道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以及报道基调发现，民族冲突是西方媒体对“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报道的基本框架。
1、对准民族冲突的报道议题
在报道议题方面，西方媒体对“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新闻报道中，通过引用境外反动势力的言论，把矛头对准民族问题，将新疆问题置于中国的对立面，认为新疆问题是“侵略问题”，是“文明的冲突”。CNN 报道中称，新疆分裂主义集团的成员被认为是此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是却认为，暴力恐怖事件的原因是新疆资源丰富，数十年来大批的汉人潮水般的涌入，使得汉族同维吾尔族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在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起因的历史和先前事件的分析中，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妄言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导致了维吾尔族和汉族的矛盾，与恐怖组织无关。《今日美国》报道称，北京指责外部势力和宗教极端分子制造民族麻烦，维吾尔活动组织则指责“中国当局的压制、歧视政策引发动荡”。美联社在报道中说，维吾尔族人感到被边缘化、被压制，所以他们开始反抗。西方媒体“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中，没有对事件伤亡情况的担忧和痛惜，也没有对恐怖分子的谴责。他们却把恐怖分子的暴行渲染成是反抗政府在新疆的暴政，这显然是在蓄意制造民族矛盾，误导国际舆论，有失公允。
2、凸显动荡的报道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在报道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方面，西方媒体在对“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汇包括knife attack（持刀袭击），separatists（分裂分子），stabbingrampage（刺杀暴行），crack down（镇压），control（控制），unrest（动荡），tighten（加紧），ethnic relations（民族关系）这样的词汇，显然具有贬义，可以看出国外媒体有意突出中国的“动荡”之意。如美国CNN，扭曲“3·01”昆明恐怖袭击事件，在标题Knife-wielding“terrorists”kill 29，injure130 at China train station 中为恐怖分子一词打上引号，以示对此事实的不认同。此外，英国路透社以At least 28 die in“terrorist”attack at Chinese train station 为标题，同样也是为恐怖分子打上引号，行文中也在涉及恐怖袭击的字眼处打引号，眼言下之意是对事实的否定。CNN 在新闻中称China train station killings described as aterrorist attack，意为“中国把火车站杀人事件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而该媒体却没有直接将昆明事件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对于犯罪分子的定性也仅仅表述为“knife attack”。
3、饱含偏见的报道基调
在报道基调方面，西方媒体对“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以负面为主，带有明显的偏向。“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是赤裸裸的暴力恐怖犯罪，但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不愿使用“恐怖分子”一词。CNN在相关报道“Knife-wielding‘terrorists’kill 29,injure 130 at China train station”中，将恐怖分子打上引号，意在表达对“恐怖分子”的不认同，并在报道中还称此类持刀袭击并非第一次。美联社也在相关报道中加上“官方所称的恐怖分子”这一前缀。以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刻意忽视这些年来新疆已经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称汉族人占了维吾尔族人的工作、土地和机会，毫不掩饰地挑拨中国民族关系。更有甚者，美联社在选择性引用某受访者的话时，竟声称“应让维吾尔人独立”。在巨大平民伤亡面前，这些西方媒体通过对中国的“民族矛盾”的炒作，表现出明显的偏见，甚至对分裂势力表现出同情。
二、框架同化缘由分析
1、观察者归因
心理学家发现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当人们在解释别人的行为时，倾向于内向归因，即是由于行为者个人性格或所具备的条件所致。而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则倾向于外向归因，即是由于情境因素所致。这被称为“行为者-观察者效应”。导致这种效应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人们对自己了解多，对他人了解少，很难站在他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地看问题；二是关注焦点不同，观察他人时，焦点落在他人身上，而在看自己的行为时，焦点落在周围的环境上。将这个理论应用到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上，媒体对事件的归因可以根据其归因的类型而被看成是站在行为者的立场进行的归因，或者是站在观察者立场进行的归因。据此，西方媒体将“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归因为民族冲突，这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内部环境的内向归因，属于观察者的归因。
2、意识形态偏见
这其中也包含了西方媒体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媒体对中国极为关注，他们在对中国新闻报道时的内容和方式，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偏见早已成为西方媒体观察中国新疆问题的痼疾。西方媒体对“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偏见报道，来自于一种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国不符合西方的“政治价值观”，所以中国连谴责、定性、打压恐怖主义的资格都没有。西方这类媒体的“逢中必反”的趋势，目前已经发展到一个意识形态偏见的瓶颈或死胡同。西方媒体意识形态偏见源于长期的价值培育所形成的对中国的定向思维，并受到国家利益、商业利益等的影响而借机发挥、大肆渲染事件的负面效果，对中国的形象传播存在着刻板印象，在议题的设置上也有先入为主的情况。在西方媒体眼中，“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乃至中国的各种不好的现象都是由于中国动荡的民族关系造成的，这种刻板印象难以突破，即使对于今天暴力恐怖事件是恐怖主义所为，西方媒体也没有走出“冲突框架”，他们根据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形象来建构框架，这种刻板印象的作用必将导致媒介所建构的框架与现实之间存在偏差。
三、结论与媒体反思
西方媒体在对“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报道框架的构建中，着重凸显了民族框架。在“选择”和“凸显”中体现其本身的观点和倾向，基于此，为了让世界范围的受众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更加正确的认识，构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国媒体应该提高危机中的对外传播水平。
其一，建构动态变化的时空框架，提高对外报道新闻事件的透明度。西方媒体对“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框架是通过事实之间的勾连和暗示来实现。建构动态变化的时空框架以保持新闻的全面性和新鲜性，在第一时间发布危机的相关权威信息，报道的时间和空间框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呈现出的内容和角度不同，对于国外的受众来说，处于变化的内容总能使国外的受众在众多不实报道中，拨开“乌云”见到“明日”。
其二，要影响西方媒体从观察者转化为成行为者，让观察归因转化为行为归因。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国际传播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让观察者成为行为者”。进入新闻现场显然可以帮助媒介更好地理解行为者的逻辑，发挥媒介自主力量，从而克服其他各种消息来源偏向的影响。为西方媒体记者提供多渠道的消息，增加他们获取的新闻内容，也会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从而更加了解中国。
其三，要加强国际交流，表达中国声音。一要对西方媒体报道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国内媒体面对西方媒体种种不实报道，仅提出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排斥与畏惧，而应该积极与其沟通，国内媒体要提供更多的事实。二是要对这种重大的突发事件的报道不但要报道事件本身，还要对相关事实、前期事实和历史进行解读，增加深度报道和评论。除此之外，还可以设置事件的反思框架，增强信息透明度。□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消费文化与辽宁电视媒介新生态建构”（L07CZW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宋永琴，大连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讲师；初秀秀，大连理工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