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涛
日前，笔者参加某市名师赛课观摩活动，参赛课文是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读本“在底层”这一专题中的《汪大娘》。几位参赛者在授课时，均将文本的解读止步于借助汪大娘“正直、质朴、宽厚，只顾别人、不顾自己的少见形象”，讴歌了生活在底层的普通百姓身上的可贵品质。的确，这一解读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以为，这仅仅是浅层的解读，远没有触及文本的本质，名师们还应该向文本及作者心灵更深处漫溯。
我们知道，《汪大娘》被称为张中行散文的压卷之作，如果仅仅这样理解，是远没有深知张中行先生的本意的，汪大娘的可贵品质也绝不仅仅是这些。况且，如果本文的主旨这样定位，汪大娘的形象就与其他的底层劳动者的形象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似乎杨绛笔下的“老王”也可以，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也可以，几乎所有底层的劳动者都可以。那么汪大娘这一形象的个性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张中行先生擅长叙写人物，他笔下的“可传之人”，无论是世人皆知的文化名人，还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百姓，都寄寓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和深沉的精神追求。《汪大娘》作为他的压卷之作，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文章第三段介绍了她的出身“李家帮佣”，她的姓氏“推想姓氏是男家的”，她的生活经历“大概男人早已作古了吧。有个女儿住在永定门外，像是也少来往”，她的性格“朴实，没有一点聪明精干气；很少嘻笑，但持重中隐藏着不少温和”。对于这样一位出身卑微、地位低下、生活困苦、情感孤寂的劳动者，作者是饱含同情之意的。
虽然地位低下，但汪大娘却“身为外人却丝毫不见外”，从来不看轻自己，反倒是按照“她心中的常理”，该管的事情自己当家做主，不容别人过多插手，更不惟“主人夫妇的意愿”行事；凡事不管大小，不论对象，只要是她认为对的，都要管而且必须管；凡事不管轻重，在她眼里都是大事，她必定会郑重其事，谨慎对待；不管社会如何变迁，也不管外界的诱惑多么巨大，汪大娘遇事只信守“理”字，没有尊卑观念，唯有责任意识。这与旧社会以及文革时期许多人卑躬屈膝、丧失人格、不负责任形成鲜明的对比。
作为一个的普通的下人，汪大娘从不自轻自贱，始终矢志不渝地坚守着做人的“常理”。她的离去反倒成为主子全家乃至全院人的一桩大事，让全院所有的人都心存不舍。作者就是在这种种“希奇”的娓娓道来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愈发高大、愈发丰满、高大的“汪大娘”，同时也逐层体会到作者在文字深处对汪大娘独立人格的一种赞颂与肯定，以及对旧社会许多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精神上永远跪着的强烈批判与否定。
不仅如此，在“汪大娘不识字，有福了！”这句话中，我们同时还读出了作者的庆幸与崇敬，而“常说的所谓读书明理，它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又引发了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作者而言，十年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在大字报满天飞的动荡社会里，知识分子有的明哲保身、偏安一隅，有的为求自保而违背良心互相检举揭发。这种被时代恶习玷污为人底线的“非人道”行为，是作者深恶痛绝的。于是汪大娘这个形象的问世，实际上反映了遭遇人生困顿的知识分子对人生根本问题的反思，对自身阶层的道德缺失的追问——一个普通的不识一字的汪大娘，在面对人生的“难关”时都能如此通达事理，为人敬重，位居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是否能够像汪大娘那样，为人行事时都能坚守自己心中的“常理”呢？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当上层社会礼仪文化丧失的时候，中华精神文化或许就寄托在汪大娘这样的底层人物的身上。
看来，作者创作《汪大娘》的目的，不仅在于对汪大娘品德的赞颂，更应该归结于借汪大娘对道德底线——善良、正直的坚守，呼唤自身阶层独立精神人格的回归。透彻领悟了这一点，恐怕也就真正体悟到了一种热情积极的精神意旨，体悟到了文化之至美，才算真正走进了张中行的心灵更深处。
★作者单位：江苏新海高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