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晗
摘 要：称谓语是言语交际中使用最广泛、频繁的词语之一，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社会性。某一方言地域内部群体对其他方言地域群体的称谓语，狭义而言即对“外地人”的称谓语，可以看作是该地域语言文化的外化符号之一。本文主要采用对武汉方言“外地人”称谓语与其他地区方言“外地人”称谓语对比分析的方法，进一步得出前者辐射地区延伸化、各地称谓具体化、感情色彩区别化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产生原因，结合人文地理学及社会心理学，分析为码头经济、人口迁移及刻板印象三个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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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外地人 称谓语 武汉方言 对比分析
作为言语交际中使用极为广泛、频繁的词语，称谓语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社会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义类索引”部分“称谓类”包含“一般称谓”和“职业称谓”，而“亲属称谓”则归于“亲属类”。目前对武汉方言称谓语研究中的亲属称谓研究较多，而对“外地人”称谓的研究还很少。
一、武汉方言“外地人”称谓语概述
本文研究对象是武汉方言中的“外地人”称谓语。“外地人”在《武汉方言词典》中的定义为：非本地方的人，一般指湖北省以外的人，同“别处人”。《武汉方言词典》中，对外地人的称谓语共12个，大致可分为概括统称的“别处人”和“外地人”，以及具体称谓的“侉子”“侉侉”“ 子”“老乡”“江西老表”“老表”“湖南伢子”“川伙里”“老西”“广广”。其中10个具体“外地人”称谓语在武汉方言中是对河南、江西、湖南、四川、陕西、山西、广东、广西8个地区外地人的称谓。如下图所示：
将武汉方言“外地人”称谓语与其他地区方言“外地人”称谓语进行对比，更能体现武汉方言称谓语的特点。本文以传统的七大方言分区为依据，从各方言区挑选代表地区与武汉方言的“外地人”称谓语进行对比，包括官话方言中原官话区的西安、西南官话区的成都、江淮官话区的南京、吴方言区的上海、湘方言区的长沙、赣方言区的南昌、客家方言区的梅县、粤方言区的广州、闽方言区的福州。并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为基本来源，从43册分地方言词典中挑选出《西安方言词典》《成都方言词典》《南京方言词典》《上海方言词典》《长沙方言词典》《南昌方言词典》等9地方言词典，与《武汉方言词典》中“一般称谓语”部分中对外地人的称谓语对比分析。
二、武汉方言“外地人”称谓语的特点
表示概括统称的外地人称谓语在十地方言词典中共有11种形近义近形式，分别为“外地人、外处人、外路人、外乡人、外方佬、外江佬、外江侬、别处人、别乡人、异乡人、客边人”。其中，含有“外地人”称谓语的地方有“武汉、成都、南京、长沙、南昌”5地。但武汉方言中“外地人”具体含义及指称范围与其他地区有所差异，成都、南京、长沙和南昌地区“外地人”多表示“非本地方的人，本地以外的人”，相对于“本地人”而言；而武汉地区“外地人”虽也表示“非本地方的人”，但“一般指湖北省以外的人”，相对于“乡里人”而言。“乡里人”在武汉方言中除了指“乡下人”，也用来“泛指武汉以外的湖北人”。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武汉方言中有分别表示湖北省以外的“外地人”及表示武汉市以外的“乡里人”。
在上文所说的武汉方言中的10个具体称谓语中，有4个同形异义词——“老表”“侉子”“老乡”“广广”。它们在其他各地方言中也存在，但含义或指称范围有差异。以“老表”为例，其他各地“老表”多为亲属称谓语，而武汉方言“老表”还“特指江西人”。
“侉子”在武汉方言和南京方言中都存在，但所指范围不同。“老乡”和“广广”在广州、成都方言中也存在，但所指不包含“外地人”义。具体对比如下：
通过与其他九地方言对比，可得出武汉方言“外地人”称谓语的三大特点：辐射地区延伸化、各地称谓具体化、感情色彩区别化。
（一）辐射地区的广泛化
《武汉方言词典》中的10个具体“外地人”称谓语所辐射的地区包括“河南、江西、湖南、四川、陕西、山西、广东、广西”这8个地区，既有与武汉相邻省份，也有相隔较远省份。相比而言，如上海具体称谓“江北人、苏北人、苏空头、杭铁头、绍兴师爷”辐射其周边小范围的四个地区；南昌“北方人、福建佬”辐射临近两个地区；南京“侉子”辐射一个地区；长沙、成都、梅县、广州及福州方言中则在词典中未出现具体辐射区域称谓语。
（二）各地称谓的具体化
武汉方言中，老一辈武汉人（大致指现在70岁以上的）的地域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对外地人一般一概称为“别处人”，随后武汉人对外地人的态度出现了多样化、具体化的趋势。其他地区方言词汇以此为标准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类型一：西安对外地人称谓语，均集中于与陕西相邻省份，且多以省相称。
类型二：上海对外地人称谓语多局限于与上海相邻的浙江杭州绍兴、江苏苏州地区，且多具体至城市（苏州、杭州、绍兴），而非以省相称。
类型三：成都、南京、南昌、长沙等地对外地人一般统称为“外地人”，少有多样化、区别化特点。
（三）感情色彩的区别化
“侉侉、侉侉、子”在旧时武汉方言中常特指河南人，而在其他地区旧时常称口音跟本地语音不同的外乡人，如《南京方言词典》中“侉子”指北方人，但多含贬义。“老西”取“陕西、山西”字形共有成分称谓，“广广”取“广东、广西”字形共有成分称谓。武汉方言中“广广”区别于成都方言“广广”。在两地中，该称谓都含有贬义色彩。而“江西老表、湖南伢子、川伙里”的称谓多来自外地自称及江湖隐语，不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
其他地区中，固定为本地方言词语、收入方言词典的称谓语多含有戏谑、轻蔑的感情色彩。《上海方言词典》中的“江北人”，旧时有轻蔑意味；“杭铁头”是上海人以为杭州人性格梗直倔强，“苏空头”是旧时上海人以为苏州人好追求表面好看，不求实际，故称“苏空头”。《西安方言词典》中，“炒面客”和“蹴子”含轻视义，“□（ ）客”“河南蛋”“蹴子”也含轻视义。
三、武汉方言“外地人”称谓语特点的成因
（一）码头经济因素
武汉处于长江中游，兼有长江、汉水之利，与汉水相连的洞庭湖水系和鄱阳湖水系，共同形成了密布的水网，使武汉成为华中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湖北通志》称“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九省者，或实指“川、陕、黔、湘、赣、鄂、皖、豫、晋”九省，或以“九省”指代很多省。从长江上溯，可直通四川，转而进入云南、贵州；沿长江东下，经江西、安徽、江苏，直达东海。沿汉水可进入鄂西北乃至河南、陕西；经洞庭湖和湘、资、沅、澧四水可深入湖南，远达两广。强大的水运通达辐射能力、码头经济因素，使武汉得以在称谓语形式上也形成辐射地区延伸化的特点。
（二）人口迁移因素
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考虑，武汉不仅是地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上的大码头，也是人文意义上的“大码头”。移民居多、商贾为主的人口结构，使武汉曾有“本地人少异乡多”“九分商贾一分民”的说法。武汉地区所受影响的范围幅员辽阔，明清至近代数百年间，汉口主要经历了两次移民大潮，一次是明末至清中期持续两百多年的外省人口大量迁入，一次是汉口开埠通商引起的商贸性移民。宣统年间的十大商帮“湖南帮、宁波帮（浙江及南京之代表）、四川帮、广东帮、江西福建帮、山西及陕西帮（简称“西帮”）、山东帮、徽州帮（安徽省之代表）、云贵帮、河南帮”，即为商贸性移民的代表。从这些商帮称呼语中，可隐约看出与武汉“外地人”称谓的类同，如“老西”对应的“西帮”，“老表”对应的“江西福建帮”等。
根据冯健（2011）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利用GIS工具研究发现，武汉市跨省迁入人口的来源地主要包括河南、四川、湖南，以及江西、浙江、安徽等地。其中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方向的迁入人口占了很大比重，充分说明武汉市对河南、湖南以及四川方向的人口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出生地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武汉以东地区的迁移人口也相对明显，说明武汉与武汉以东地区经济上的联系已经在“人口流”方面得到反映。
武汉与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动，推动了多元化、具体化的称谓语的形成。
（三）刻板印象因素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刻板印象是人们对以地域为标志的某一地方的人存在的一种颇为一致的评价性印象，例如“内蒙古人豪爽、上海人精明”等等。武汉人的刻板印象是指武汉人作为一个整体在他人或武汉人自己心目中的评价性的武汉人形象。武汉人作为湖北人的代表，在外地常被称为“湖北佬”，被冠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狡猾甚至奸诈，这是码头文化在武汉人性格中的反映，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武汉人的刻板印象。
同样，武汉地区也会因为对其他地区刻板印象的影响，对各地人的称谓语带有区别化的感情色彩。武汉历史上曾是河南地区发大水、闹饥荒时代灾难性移民的主要迁出地，逐渐形成对河南地区人民“花子、告化子、讨饭的、牚门楼、睡门楼、荒器”的刻板印象。再如“南蛮北侉”的称谓，实际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既不认同南方、也不认同北方的心理表现。相较而言，“湖南伢子”“江西老表”则是武汉方言对外地方言中已有称谓“伢子”“老表”的借用，不含明显的情感褒贬意义。
四、结语
称谓语在形式上有“本地人”“外地人”之分，武汉方言和南京方言中的“外码”、广州方言中的“捞头”、上海方言中的“乡下人”“硬盘”等外地人称谓语在网络上形成的“内外之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拐点处的区域排外情绪。称谓语作为社会心理和文化的语言表征之一，应该体现城市发展的开放兼容文化。各地区之间的文化隔阂和片面的刻板印象只有逐渐淡化，才能使城市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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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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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晗 湖北武汉 武汉大学文学院 43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