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琛
摘 要：任何一部悲剧作品，都会体现出它的时代背景。它往往是悲剧人物及其性格、悲剧冲突所产生的根源，因而也是悲剧结局的前提。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俄狄浦斯王》和《孔雀东南飞》两个中西经典悲剧文本的时代背景、人物性格以及命运结局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对中西文化所造成的两种不同的悲剧精神的成因做进一步的探讨，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作品及作者的创作目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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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俄狄浦斯王》 《孔雀东南飞》 时代背景 悲剧精神
一、引言
关于悲剧理论，亚里士多德是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了，他给悲剧下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或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又译净化）”。[1]这个定义里典型地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法和四因说。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个定义在《诗学》的其他部分还做了具体的补充说明。
而在我国的文学史中，很早就有了悲剧性的文学作品，例如《赵氏孤儿》《梁祝》《窦娥冤》等等，但是系统的悲剧理论，则还是从近人王国维译介西方悲剧观开始的，后又经过鲁迅、郭沫若等学者的多方努力，我国的悲剧理论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
现在，笔者就将通过对《俄狄浦斯王》和《孔雀东南飞》两个中西经典悲剧文本的时代背景、人物性格以及命运结局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对中西文化所造成的两种不同的悲剧精神的成因做进一步的探讨，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作品及作者的创作目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二、《俄狄浦斯王》——对命运的积极反抗
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整部作品震人心魄，发人深省。“俄狄浦斯”，希腊原文为双脚肿胀之意。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从阿波罗的神谕中得知：他的儿子俄狄浦斯长大后将会杀父娶母，于是在他出生时，用铁丝穿其脚踵，令仆人抛弃于荒山野岭，但却被科任托斯国王玻吕玻斯收养，俄狄浦斯长大成人后，又从阿波罗口中知道自己必将杀父娶母，由于误把养父母当做亲生父母，决定远走他乡，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在流浪的途中，杀死了一位不肯让路的长者，不料这个长者正是他的生身父亲忒拜国王拉伊俄斯，继续前进的俄狄浦斯来到忒拜城，以他的智慧战胜了危害忒拜人民的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因而被忒拜人民拥戴为国王，并且娶了前国王的遗孀——他的生母为妻，就这样，俄狄浦斯应验了“杀父娶母”的预言，当他得知自己犯下的罪行时，他义无反顾地刺瞎自己的双眼，远离城邦。
西方美学史将悲剧艺术分为“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各个社会历史的现实生活的悲剧冲突。而古希腊悲剧则往往被人称为“命运悲剧”，所谓“命运悲剧”，主要内容是主人公的自由意志同命运对抗，其结局则是他（或她）无法逃脱命运的罗网而归于毁灭。根据这一理论，笔者认为《俄狄浦斯王》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堪称是标准的古典悲剧，是古典命运悲剧的典范，在思想上最彻底地表现了希腊人对命运的无奈与反抗。
那么，“命运”究竟又是什么？对于这一抽象概念的解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希伯来的先知们称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摒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概念，直截了当的称它为“自然法则”，中国人则管它叫“王”。曹禺说“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2]
具体到文本《俄狄浦斯王》中，命运则化身成为阿波罗，他向拉伊俄斯预言他会死于儿子之手，向俄狄浦斯预言他会杀父娶母，但并未告诉他他的生身父母是谁，只是远远地坐观拉伊俄斯和俄狄浦斯无谓的努力，越挣扎离命运的结局越近。于是，在命运的面前，人类显得极为渺小与无奈，似乎只能安于命运的摆布，索福克勒斯通过《俄狄浦斯王》把希腊人的命运观念运用最形象的方式图解了出来。但同时它也显示出雅典自由民的民主思想和悲观情绪，再现了当时人民的思想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更可贵的是，《俄狄浦斯王》表现了人在命运面前应有的态度，作家承认了命运的不可抗拒，但人却不可不做努力。悲剧中，所有的人都在反抗着命运。拉伊俄斯知道自己将死于儿子之手，就忍受着绝后的痛苦抛弃了儿子，俄狄浦斯知道自己会杀父娶母，就放弃了王子的优越生活远离“故国”。作家对这种反抗精神进行了歌颂，反映了当时自由民在社会斗争中的积极态度，这是破除命运观念的第一步。有了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人们就会在不断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掌握客观必然性，最后完全消除命运观念。
所以，《俄狄浦斯王》写的是人和命运的冲突，是一种命运的悲剧，但是其重心不在于表现命运的不可抗拒，而在于歌颂对命运的积极反抗，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剧中表现的不是悲观，而是悲壮，抒发了作者对战胜命运的信心，反映了奴隶主民主制全盛时期公民中进步的思想意识。
三、《孔雀东南飞》——对社会的消极反抗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首不朽的爱情悲剧诗。它通过两个封建礼教的牺牲者对悲剧命运反抗的失败经历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本质，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这对恋人的反抗精神和坚贞的爱情。它“将生命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叙述了这对有着纯真爱情的恋人的毁灭过程，收到了极佳的悲剧效果。
而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俄狄浦斯王》，主人公们都对社会、时代亦或命运带给他们的不公进行了反抗，但最终还是无法逆转他们的悲剧命运。然而观众从中所感受到的悲剧精神却是不同的，俄狄浦斯自始至终虽然看似是逃避着悲剧性的宿命，但实质上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抗争；而焦刘二人对待封建势力的压迫相对来说则是步步的退让、妥协与顺从，是一种消极的抗争。更有文章的作者指责焦仲卿的懦弱无能，消极抗争，对死是一再犹豫，不及兰芝的干脆果断，“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4]，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偏颇的观点。
在《孔雀东南飞》的整部作品中，焦仲卿之所以处于个人意志与家长权威的挣扎中，以及刘兰芝自认为“实无罪过”却遭受不公待遇，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汉代提倡以孝治国，历朝帝王中除开国皇帝刘邦、刘秀外，其他人均冠以“孝”字作谥号；又将《孝经》列为七经之一，立为官学，实行“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对孝行闻于乡里的人给予赏赐，免除徭役，并任以官职。在这种制度的鼓励下，以亲情为基础的孝道得到迅速传播，形成社会风气，也确实出现了大量的孝行和孝子。而《孔雀东南飞》既是讲发生在汉末建安中的事情，那么，主人公焦仲卿与刘兰芝自然难逃这种文化的影响，这在作品中有多处描述。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孔雀东南飞》的结尾处，作者采用了积极的浪漫主义手法，“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不足的真实”[5]，以松柏、梧桐的枝叶的“覆盖”“交通”，成对鸳鸯的“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表现出人们想象中这对理想的夫妻的精魂形影不离，意志长存的状况，这是中国悲剧性作品所特有的一种风格——大团圆结局。但正是这种“光明的尾巴”的结局，削弱了揭露丑恶现实的效果，甚至宣扬了轮回说，使之富有了一种宿命论的色彩。鲁迅先生也曾严厉地批判了这种现象：“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6]
总之，《孔雀东南飞》向我们展示了封建制度压迫下普通人民的反抗是无力的，他们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儒家思想并没有赋予子女反抗父母的权利，时代也没有赋予年轻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四、小结
《俄狄浦斯王》作为一部经典的古典命运悲剧，它所彰显出的崇高的悲剧精神体现出了深沉凝重的人的生命力量，在崇高的悲剧中，交织着不屈不挠的生命力量与深入骨髓的痛苦，而《孔雀东南飞》可以算作是特定环境中的典型悲剧，汉末建安时代的大背景决定了其悲剧人物的性格悲剧冲突的方式和情节发展的趋势，决定了悲剧主人公的结局必然是采取双双自杀的消极反抗方式，虽然不及俄狄浦斯积极反抗命运的强大力量，但是中国悲剧诗正是因为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典型的悲剧环境中的典型悲剧人物，才使它放射出不灭的光辉，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其反抗方式的局限性只是这个悲剧的时代特征，而绝不可理解为作品的局限性或作者的局限性。
注释：
[1]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等译：《诗学·诗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曹禺：《论雷雨》，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见《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4]郁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席勒：《席勒致韩保尔特的信》（见《席勒评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6]鲁迅：《坟·论睁了眼看》（见《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73年版。
（郑琛 陕西中医学院人文科学系 712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