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周
摘 要：《汉书》与《史记》在反映秦末至西汉初期史实时有重叠内容，仔细比较其相同的历史人物在两书中的不同传记会很有启发，其中韩信的传记就相当典型。《汉书》中保留了《史记》中的许多基本内容，但那些增删内容、详略不同部分，则明显表达了作者对韩信态度的不同、立场的相异、认知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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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司马迁 班固 韩信 相异
韩信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位将军，即使是时代相当接近的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对韩信的看法也颇为不同。他们的不同看法，不仅表现在直接的议论中，在史材的处理与人物的描述等方面也都有体现，仔细对比一下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对韩信的总体态度
在《史记》结尾处，司马迁都会写一段话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定其名为“太史公曰”。这就表现了司马迁身上具有道家的批判意识和独立精神，他对于每个人、每件事情都力求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想法，此乃“成一家之言”之谓也。与此不同，班固在《汉书》中很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对此，班固是这样评判司马迁的：“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毋庸讳言，司马迁在指出韩信的缺点与失误的同时，对韩信这位楚汉相争中叱咤风云的人物是充分肯定的。“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沈沙决水，拔帜传餐。”（《史记》）这是司马迁的《淮阴侯列传》中的最后几句话，很显然，司马迁对于韩信是充满惋惜的，惋惜中又有对韩信军事才能的认可。司马迁在结尾处又说道：“君臣一体，自古所难。”他认为君主和臣子的关系，自古至今，都是最难处理的。前后联系，不难明白司马迁隐然揭示了韩信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司马迁对于韩信的叛乱，虽然是明显的批判态度，但是其中暗含着一些理解和同情。司马迁对韩信的“作乱”也有批评，但他又说：“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这句话也体现了司马迁对其军事才能的认可，实际也说明韩信若真的造反，那他当时早已错失了良机。为此史学家只能叹息。
有一段话是《史记》中独有的：“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彊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这段话表现了司马迁强烈的政治指向和色彩鲜明的诸子百家思想。司马迁崇尚“大一统”“以民为本”“崇尚仁政，反对暴政”“任贤”“无为而治”等思想。“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阬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豪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借史言政，归纳政治家、政治事件的负面教训，充分体现了韩信不仅拥有军事头脑，同时也有好的治国策略，暗含对韩信的认可。
前面所引述的几段话对认识韩信极为重要，但在《汉书》中却不见踪影，显然班固故意将此隐去，这足以表明他对韩信这位被汉朝统治者作为叛逆除掉的将军所持的基本态度。
二、对重要细节的不同处理
细节是文学真实的生命，也是深刻反映人物本质的重要元素。作为思想家的司马迁深谙个中道理，他十分重视人物的细节描写并凭此来刻画人物。而班固更多地重视对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大事的描写。
在描写韩信遭受胯下之辱的时候，班固是这样描述的：“俯出胯下。”基本反映了历史；而司马迁则是这样的：“俯出胯下，蒲伏。”“蒲伏”就精细地描写出了韩信当时的一个具体入微的动作，隐约之间可看出司马迁对韩信甘于受辱，其实心中藏有大志的欣赏。可能司马迁与韩信是有共鸣的，司马迁宁愿接受宫刑，苟活于世，完成名垂千古的伟业——《史记》。而班固则完全不同，世代从政，家庭富裕，从小受到儒学熏陶。韩信的胯下之辱，自然是他万万不能忍受的，所以在描写韩信这一事件的时候，并没有具体描写，只是一笔带过。再如，在描写韩信被赶出亭长家的时候，《汉书》中是这样描写的：“信亦知其意，自觉去。”而《史记》中则是这样记载的：“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司马迁表现出韩信屈辱中的尊严，班固只是粗略描写。这就体现了司马迁注重细节，善于以小见大。
还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详略互有不同，但其中一个主要从单纯的历史眼光来看，而另一位以思想家的深度审视与展现历史；一个深受汉家皇恩，一位饱受统治者凌辱；一个沉浸儒家经学滋养，另一位综合诸子各家各派涵养。这种种的不同，在对历史人物的细节处理上，显示出细微而巨大的差异。
三、对韩信历史作用的不同定位
班固在《韩信传》中大量地删去了韩信与蒯通的对话，例如蒯通认为：“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臣原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彊，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虑之。”韩信听完了蒯通的言论后，他是这么说的：“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从蒯通的话中不难看出韩信的实力，并且他劝韩信三分鼎立。但是当班固将这些言论删去后，韩信“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的历史地位被削弱了，同时也隐去了韩信不忍心背弃汉王的忠诚。相比之下，司马迁更加全面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但是当我们想到韩信是作为汉朝逆臣处死的，那么韩信似乎在政治上已经是刘姓王朝的对立面了，肯定其历史地位与实力，有损于刘邦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的形象。所以班固删去这很有分量的部分，明显有政治态度的考量，表明了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班固对后期造反的韩信态度，通过删节历史事实而削弱其实际作用达到与汉王朝一致，将韩信定位在离经叛道上。
从上述可知，虽然历史人物相同，同是史学巨著，但是史家在展示历史画卷时还有很大的不同。
（论文指导老师 周海平）
（刘周 江苏常熟 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 215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