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宇冠
冤案主角
“革命者”成为“反革命”
丹东，于1759年10月26日出生于一个检察官家庭，早年从事法律职业，后任枢密院律师。法国大革命开始后，他参加雅各宾俱乐部，在革命初期赞成审判和处死国王，倡议建立革命法庭和救国委员会镇压内外敌人。1790年，丹东组织科德利埃俱乐部，宣传民主、自由思想。1791年12月，丹东当选为巴黎公社检察长第二助理。1792年8月，他出任司法部长。
丹东个性暴躁、刚愎自用，是一名飞扬跋扈的政客。他的口才极具蛊惑力，能言善辩，被称为“平民演说家”。1792年9月，外国联军进攻时，民众战战兢兢。丹东反对吉伦特派迁都，发表了其一生最重要的演讲——“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法国一定会得救”，后入选国民公会，与罗伯斯庇尔一起主张处死国王。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些激进的言辞为他种下了恶果。
丹东的演讲在与对外敌人斗争的名义下，使狂热的无套裤们（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编辑注）屠杀了1600名囚犯。目睹这样的恐怖和屠杀，丹东产生了道德上的负罪感，转而主张取消革命恐怖政策。但是，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他的温和主张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招致自己的死亡。
1793年6月，雅各宾派取得革命政权后，丹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罗伯斯比尔派发生严重分歧，逐渐变成雅各宾派的右翼。在对外政策上，丹东反对战争，积极主张与英国议和。在对内政策上，他要求取消革命恐怖政策，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实行大赦。同时，他还主张取消最高限价，实行商业自由。但是，法国当时对外正面临欧洲一些君主制国家对其进行干涉的战争，对内面临局势不稳定和反革命威胁。因此，罗伯斯庇尔强硬的极端政策变得更加有号召力，丹东逐渐失去对事态的控制，并且与巴黎民众的关系日趋衰弱。 丹东目睹镇压反革命演变成了疯狂的屠杀，并公开指责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呼吁罗伯斯庇尔克制。他预言：“如果我们不能一道阻止事态的恶化，那么，你我都将成为牺牲品。”
1794年年初，认识到恐怖政策被扩大化的危害后，丹东主张宽容，鼓吹“要爱惜人类的血”。丹东在身边团结了一批人，被称为“温和派’’。“温和派”和“极端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丹东极力攻击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公安委员会和社会保安委员会。此时，已经失去权力的吉伦特派分子也乘机利用丹东的势力准备发动政变，阴谋推翻雅各宾派政权。过去，由于认识到形势需要而力主实行集权政治的丹东，这时又敏感地察觉到集权的弊端。他对于那些破坏法制、滥行杀人的现象深感焦虑。丹东强调要把司法与人道结合起来，结束恐怖统治，恢复法治原则。他提出人们只应进行对共和国有利的打击，不应把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混为一谈，要对软弱的公民给予帮助。
丹东的这些理智、清醒和维护法治的主张，使他得到了“宽容派”的称号。屠杀与非正义的现实让丹东绝望。同年10月，他退居乡下。罗伯斯庇尔则趁势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待丹东再次回到巴黎时，他走上了自己一手创建的革命法庭的审判席：一位革命家被指控为反革命。
丹东被审判和处死
丹东等人在大革命中反对大屠杀，提出遵行正义和法制的意见切中法国时弊，本来是正确的。然而，罗伯斯庇尔等人却不能容忍与他们政见相左又享有较高威信的人，继而在国民公会上将丹东说成是吉伦特派，是祖国敌人事业的继承者。在当时吉伦特派已经下台并受到追杀的情形下，这相当于宣称丹东为叛徒。
1794年3月31日，丹东派主要人物被逮捕；次日，丹东以“阴谋恢复君主制颠覆共和国”罪被审判。
审讯丹东的审判长是迪马，法庭害怕他的雄辩技能，以“被告们不尊重法律”为由剥夺了他的辩护权。此时，丹东的辩护人勒让德尔大胆地为他辩护，尖锐地指出：“有人害怕他的答辩会击破对他的一切指控。”辩护人提议，将丹东等人召到国民公会来陈述意见。但是，罗伯斯庇尔用威胁性的发言压制了这个要求。随后，法庭宣读了对丹东等人的指控书，以似是而非的语言为丹东罗织了大量罪行，在剥夺丹东等人辩护权等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仓促地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1794年4月5日，年仅35岁的丹东及其同伴在断头台被处死。
案件评析
丹东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家，在大革命中，他对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曾主张激进，对敌人残酷镇压。但是，镇压的扩大化和残酷程度使他心惊，他转而主张温和策略。从历史和人性的角度，丹东应当是正确的。但当革命之火被点燃后，形势的发展完全可能超出点火人的控制。这时，想让火势变小，转而成为救火者，就可能被自己点燃的大火烧死。
在革命中，每位革命者都有自己的理想，对于时局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偏执地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完全不顾别人的观点，甚至以大规模屠杀反对者的生命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构建自己的理想社会，那么，国家必定混乱、恐怖不堪。法国大革命不仅屠杀了那些所谓的革命对象，也屠杀了革命者本身。最终，每个人都面临被屠杀的威胁。在此恐怖时期，死刑判决数量激增，普通群众在死刑犯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据统计，1794年3～7月，法国巴黎就处决了数千人。
人们的自由和基本的安全需要依靠法治得以保障。当路易十六被处决后，原有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法制和秩序还没有建立。可是，革命的惯性又仍在继续。于是，制宪会议、立法议会、国民公会，所有这些因革命建立起来的机构都成了人民或革命攻击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啸聚一伙人，以人民的名义为所欲为。没有宪法和法治，任何人都不会有安全。最后只能以暴力杀死、压服所有的敌人，以求得自己的安全。
罗伯斯庇尔以残暴的手段处死持不同见解的革命家和政治派别，完全违背了1789年大革命初期法国国民议会公布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规定的原则。该宣言首先指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拘留任何人。”第11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丹东等人在大革命中因为提出温和的主张而被逮捕、起诉、审判和处死，这一过程是在剥夺他们合法权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表明只有好的法律条文还不够，必须健全民主和法制，防止因人废法，才能使所有人都得到法制的保障。
最终，罗伯斯庇尔并没有因处死丹东而加强以他为首的政权，因为他违背了《法国人权宣言》规定的原则，违背了他自己曾多次阐述过的民主政治原理，这些使他陷入孤立的境地。他被人责骂是“独裁者”、“暴君”。在丹东死后不久，罗伯斯庇尔等人也被逮捕并送上断头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