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慧丹
(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重庆400047)
［摘要］中华民族是热爱色彩同时也善于使用色彩的民族,在众多的色彩中,“红色”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明星,是我们的祖先传承给我们的,包含了中国文化心理的色彩精华。“红色”在我国拥有重要的地位,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运用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传统,本文通过研究“红色”在中国的文化背景,探讨红颜色在我国重要的人文地位及国人“尚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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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红色；中国；文化背景
［DOI］10.13939/j.cnki.zgsc.2015.04.098
1前言
世界上爱“红色”的民族很多,但只有中国人将“红色”全面运用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红色”对中国人来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生活中重要时刻的点点滴滴：是外婆为保佑我们平安长大给我们戴的红虎帽,穿的小红鞋;是过年时响彻天际,怪兽“年”也要闻声而逃的红鞭炮;是新婚时身穿的红礼服;是节庆时全家团聚,围坐着共同分享的红色的吉祥食物;是远古时期,原始人端起的第一只红陶罐;也是满清王朝,康熙大帝使用的精美的“郎窑红”。这些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将这种热烈华丽的色彩“红色”根植在了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并最终使“红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色彩表征。
2“五色体系”确立了“红色”在传统文化中的“正色”地位
“五色体系”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色彩理论体系。人类色彩意识的萌发,大概是在距今15~20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当时的人民已经开始在器具上涂抹红色,显示出了最初的色彩意识。到周代,冠服制度已经比较完备,不同阶级的人们要穿不同颜色的服装,出席不同的场合,也要穿戴不同的颜色,色彩开始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成为了尊卑、等级的象征。此外,不同的时代也有各自崇尚的颜色,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等,这些色彩观念都为“五色体系”在西周时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五色体系”的形成是继承了远古人类的单色崇拜,再结合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观——“五行说”,逐渐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古代先哲将世间万物划分为五种构成元素,称其为“五行”,即金、木、水、火、土。“认为这是天地万物的物质构成元素和运行法则”,这五种物质统摄时令、神灵、服色、音律、方向、食物、道德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它们之间又相生相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组合成庞大的五行体系。五色就被认为与五行是一一对应的,如“春为木,位在东方,其色青；夏为火,位在南方,其色赤；季夏为土,位在中,其色黄；秋为金,位在西方,其色白；冬为水,位在北方,其色黑”(班固《白虎通》)。这种五行与五色的对应赋予了中国传统的“五色体系”更多的哲学意义和文化内涵。
“五色体系”提出了“正色” 和“间色”这两种色彩概念,“正色”就是“红、黄、青、白、黑”,“正色”以外的其他颜色称为“间色”。“五色体系”认为“正色” 是尊贵和权力的象征,而“间色”是卑贱和下等的象征,色彩作为等级贵贱的区分标志是“五色体系”在中国古代运用的一个重要特性,在当时,正色只允许统治阶级使用,下层民众只能穿“布衣” 、“皂衣”,因而被称为“白丁”、“黔首”,说明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用色的等级观念始终是非常严格的,使色彩赋予了尊卑等级的文化内涵。
“五色体系”的建立不仅推动了我国古代色彩艺术的繁荣发展,也促进了中华民族色彩观的形成。它赋予了“红色”在传统色彩文化中的 “正色”地位,使“红色”逐渐确立其尊贵的象征。
3儒家色彩观为“红色”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是中国流传数千年的主流思想,对中华民族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成与发展都起着无法磨灭的作用,“仁” 是儒家思想的政治纲领,“礼”是儒家思想的等级标志。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儒家思想大兴“礼乐”,从表现官职等级不同的礼,到祭祀天地山川,社稷宗庙的礼;丧事的礼;个人生活准则礼以及人格修养礼等,制定了一整套的生活法则,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至汉代,“三纲五常”更成为两千多年中国人生活礼仪规范的准则,色彩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孔孟之道的印记,为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服务。
儒家的色彩观念是极为维护和推崇周朝建立的色彩制度“五色体系”的,把“红、黄、青、白、黑”五色定为正色,把其他色彩定为间色,并且赋予了正色尊贵,间色卑贱的等级意义,分别代表君臣上下关系,在礼教社会,色彩就是身份的象征,是绝不能混淆的,一旦错用,就是重罪。《后汉书·服志》也载:“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可以说,儒家思想在伦理道德上加强了红色的正色地位。
儒家思想不仅赋予色彩以社会伦理道德的意义,同时也肯定了色彩的美学价值，“比德”就是儒家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所谓比,即从不同的角度联想和想象自然,德,即政治,伦理,德行,品格等,“比德”就是以自然事物比拟人的道德品行,孔子所谓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就将自然界山水的不同特性与人的不同思想个性联系起来,是“比德”思想的代表,儒家虽然没有色彩“比德”的直接描述,但也给我们以启示,“比德”是自然特性的人格化,道德化,那么作为自然特性之一的色彩当然也可以用来表现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事实上,儒家思想认为色彩之所以美,正是因为它暗示了人的美德和品格,这也符合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即文采,指外在表现,“质”即实质,指内在的仁德,“彬彬”即配合得宜，孔子认为文胜质不美,质胜文也不佳,外在表现要与内容实质搭配得宜,方为“君子”,正因为儒家这种对内外表现一致性的要求和“比德”的类比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才常用外在的色彩来表现人内在的品格,这使中国色彩观形成了独特的象征意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我国京剧脸谱,不同色彩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暗示人物不同的性格和品行,如:黑色表示刚直不阿,所以在戏曲中包公就是一张大黑脸,红色表示忠勇,如关羽、姜维、岳飞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关公的“红脸”正是暗示其忠诚勇敢,品德高尚的个性品质,“红色”外在色彩之美暗示了人物内在品格之美,而人物内在品格之美又反衬出“红色”外在色彩之美,儒家“比德”的美学思想在赋予“红色”美好的象征意义的同时也就肯定了“红色”的美学价值,使“红色”在中国不仅仅是尊贵的象征更是美的象征,“红色”的美在儒家思想中不仅仅是外在的表象,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偏爱红色,正是因为对“红色”之美的认同,所以结婚要穿红色的礼服,过年要用红色装饰,人走运了,是走“红运”;受上级重用者是“大红人”;美丽女子为“红颜”;小姐住的是“红楼”,这桩桩件件都反映出“红色”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情感和美的象征意义。
儒家思想不仅维护了“红色”的正色地位,更肯定了“红色”的美学价值,为“红色”在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地位提供了理论基础,使“红色”在传统文化中地位更高,应用更广,更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事实上,若要选择一种颜色来代表儒家思想,似乎也没有比“红色”更适合的了,因为红色有积极向上的象征意义,同儒家的入世思想吻合,特别是紫禁城宫墙的那种“红色”,其“沉着而不失艳丽,温暖又带着正气”的色彩效果某种程度上与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十分契合。
“红色”如同中华民族一样,承载着沉厚的文化背景,又不断的努力向前发展,这使它不但没有被时代抛在身后,反而在与时代的共同发展中通过影响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影响着时代的发展进程。在当代社会,“红色”已不仅仅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更成为中华民族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成为中国精神和文化的直观展现,对“红色”的探索、整理、继承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其拥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巨大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关注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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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慧丹(1981—),女,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平面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