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分析了鸦片战争以前中英民间以及官方贸易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英国官方曾四次派出使团出使中国，民间也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不断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虽然中英两国的民间交往频繁，直到鸦片战争前更是处于西方对华贸易交往的第一位，但是英国官方派出的使团屡屡受挫，甚至成为鸦片战争的诱因之一。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英国的强大和向外扩张的需求，以及两国国力的较量。
【关键词】中英交往；东印度公司；英官方访华
一、清朝中期以前的中英交往
自1298年《马可波罗行纪》问世，中国正式进入了西方视野，也有学者认为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中国就已经为西方所知了。但无论西方从何时知道了中国，有一点是众所公认的，那就是中国的印象自诞生起，至18世纪后期以前一直处于被不断理想化的阶段。
除了早期西方人的游记中对中国的描写，在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中国的形象也很早就出现了。尽管莎士比亚本人从未到过中国，但他的作品《第十二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都有关于中国的描写。西方对中国的富庶和自身荣誉的向往，驱使着冒险家们前赴后继地探索前往中国的道路，英国也不例外。
鸦片战争是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正面武装冲突，但早在两个多世纪之前，中英两国的交往就已经开始。两个世纪内，英国国王曾先后四次派遣船队及使者来华，试图与中国直接建立贸易关系，然而都失败了，这也部分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诱因。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后，英国人开始探索通往东方的海上商路。159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修国书一封，交由近臣罗伯特·都德里，并另选两人率领三艘船，组成了英国远征队前往中国，希望以此能打通中英的贸易航线，但之后远征队就失去消息。[1]该国书原文为拉丁文，现存放于伦敦皇家图书馆，这是英国国王第一次遣使来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表明了英国官方早在明代就尝试与中国直接建立联系。
此后直到18世纪后半期，中英之间的交往都是非官方的。1601年，东印度公司在合伙时期，派出了由5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开始了第一次航运，并在万丹建立商馆。[2]这是英国在亚洲地区设立的第一个贸易商馆，以此作为日后与中国直接贸易的一个跳板。随后，东印度公司又在印度、爪哇、日本等地建立了商馆。由于荷兰公试图进入广州与中国直接贸易的努力失败的前车之鉴，因此东印度公司认为前往广州与中国贸易是徒劳的。由此，他们只能在马来群岛或者印度购买中国的茶叶等商品。
1635年12月，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颁发皇家委任令，船长威得尔担任指挥官，蒙太尼为私商首席代表。此后，他们立刻装备了一只船队，于1636年4月离开英国，开始前往中国。1637年6月，三艘船及一艘轻帆船到达珠江口东侧的横琴岛。但是由于澳门总督采取各种办法阻止英国人在此地进行贸易，以及葡萄牙人的干预，威得尔无法在此停留，只能将船转移到潭仔。威得尔派遣“安妮号”寻找进入广州的河道，“该船找到了虎门的入口，并深入至距广州城15里的头道滩，沿途测水及记下标志”。[3]此后，由于数次交涉无果，双方开战，英国人登陆亚娘鞋炮台。而后经过一番周折以及葡萄牙人的阻挠，在停留6个月之后，威得尔无功而返，此次航行没有给英王带来他所期盼的利益。
至此，英国官方两次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尝试都失败了，甚至未能与中国官方进行正式的交流。此后，由于英国和明朝各自的内乱，中英之间不再有这样直接交往的机会，而是以民间的商业往来为主。
在1644和1652年，英国商人分别两次尝试前往广州，均以失败告终。1664年，英国人在试图与中国直接贸易失败后，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开始用间接贸易的办法。在日本和暹罗的尝试也失败后，董事部指令万丹办事处开辟对日本或台湾、柬埔寨的贸易，但都遭遇了贸易逆差。虽然越来越多的债务令东印度公司和商人失望，但是英国方面一直都没有停止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的努力。
东印度公司以厦门作为与中国贸易切入点的愿望落空后，于1689年派出商船前往广州，由于船钞问题双方发生了英国对华贸易中第一次严重斗殴。尽管如此，到1699年的十年間，英国还是不断派出商船前往中国进行贸易。但是直到1699年，英国商人才第一次从广州上岸，与中国官员商定贸易条件，取得了海关监督的各种必要的许可证。因为商船大班道格拉斯对中国习俗的了解，并适时地按照中国的习俗和惯例送礼，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英国商船没有受到官员的勒索，海关也没有对其进行阻挠。然而之后由于英国的商品滞销，中国官员无法从中获取利益分成，因此命令商船立刻离开广州。虽然船队最终回到英国，并且“装有丰富和满载的货物”，[4]但这仍然是一次不太顺利的贸易。
此后，直到18世纪中叶，西方对华交往仍然是以贸易为主，英国逐渐占据了西方对华贸易的首位。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使得私商的对华贸易越来越频繁，而英国政府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途径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中英贸易中诸如关税过高和商品滞销等问题。因此，英国政府又派出了官方使团赴华。
二、清朝中期到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交往
18世纪下半叶，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成功，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殖民地的扩张，英国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殖民国家，在与东方的航海贸易中独占鳌头。然而在英国人眼中，中国仍然是一块未开辟的贸易市场。英国商人迫切地想要同中国直接进行贸易，而不再是从其他地方购买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因此，尽管乾隆皇帝在1757年发出了“闭关”上谕，“通夷之各关口。严行封禁”，[5]东印度公司还是代表英国，在1760年向中国提出乞改广州海关，一改贪污、腐败等弊端，以期求得正常的商业交往，但是清廷却认为这是英国人“心怀叵测，不可不留心筹计，豫为之防”，[6]对此加以防备，不理英国的贸易请求。
1787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令加茨喀特上校率领使团前往中国，希望能缔结一项北京与伦敦之间的商业联盟，次要目标是获得同中国贸易往来的商业特权。遗憾的是，第二次英国官方遣使来华由于大使在航行中途病逝而夭折。
1792年，乔治三世又选派了皇室近臣马格尔尼为英国驻华全权特使，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为由，与副使斯当东在1792年9月26日离开朴茨茅斯港。第二年九月，马格尔尼率领的使团在热河避暑山庄参加了乾隆皇帝的八十寿诞，并与清廷商讨扩大商务特权及开放新埠。使团向中国提出了乞请贸易11条，这11条请求实际上是英国对将近两个世纪以来中英贸易的总结。但清王朝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7]马格尔尼使团离开中国前，做了最后的努力，请求开放舟山、宁波和天津，请求在北京设置货仓，并且在舟山和广州附近占有部分小岛作为贸易的停泊点，这一请求也遭到了清廷的严正拒绝。由此，马格尔尼使团在中国逗留近半年，最后一无所获，无奈返回英国。
19世纪初期，随着英国对外自由贸易发展壮大起来的英国私商，在英、印、中三角贸易中的地位日趋上升，威胁到了英国国王及政府所支持的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英国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希望扩大在中国的贸易市场的范围。1816年6月，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以阿美士德为大使的官方使团，第四次来华寻求扩大贸易的可能。嘉庆帝提到乾隆时期，英国使团“即不遵礼节，朕以远国小臣，未娴仪度，可从矜恕。特命大臣于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8]阿美士德使团由于谒见嘉庆皇帝时拒绝遵守“三跪九叩”的礼节而与清朝官员发生了争执，使团的正副使先后称病，嘉庆帝大怒，表示“朕不加深责，即日遣令归国，尔使臣既未瞻觐。”[9]遂返还贡物，命令使团回国。阿美士德携使团没有见到嘉庆帝，愤而归国。英国的资产阶级见使团受辱，由外交商讨贸易的态度转变为了武力打开中国国门。
三、结语
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始自17世纪中叶，虽然开始的时间比葡萄牙、西班牙等早期海上商业霸主晚了许多，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已经远超其他西方各国，居于首位。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在华贸易被限定在广州，同时附有苛刻而严格的条件，时刻处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英国政府最初希望能通过外交和谈判来摆脱这样的困境，并扩大贸易范围。但英国两次官方出使都无功而返，阿美士德更是由于礼节问题没有见到嘉庆帝，愤然回国，成为了鸦片战争的诱因之一。中英之间的非官方贸易往来，两个世纪间不下百次，从早期的探索航路，到中期接受严苛的贸易条件，再到后期的寻求扩大贸易的诉求，都表明了早期中英之间的民间交往比官方交往更有活力。
在中英两国的交往中，英国积极寻求建立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这与自16世纪起，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英国经历了君主专权向议会制的转变，在封建经济形态中萌生了资本主义的幼芽。在此期间，英国的国力不断增强，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同时也开始了向外殖民扩张的道路，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这都与英国国力的强大分不开，也正是由于本国国力的提升，英国有了与西班牙、葡萄牙争夺与东方直接贸易机会的能力。至鸦片战争前，英国官方四次派出的使团都失败了。前两次由于自然或其他原因失败，但后两次则是在使团已经到达中国，与中国官方有了正式的交流之后仍然失败了。这自然与两国的文化、制度背景分不开，但实际上也是两国之间国力的较量。清朝作为天国上朝，认为夷人都是来进贡的，而不是像英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是来建立平等的外交和商业关系。作为东方大国和欧洲强国，两国之间的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使得官方的交往无疾而终，并间接引发了鸦片战争。反观中英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相比于官方的交往则顺利得多。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民间往来较之官方往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不用拘泥于礼节等形式上的問题；二是民间交往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而更多的侧重于贸易往来，不会有文化和制度上的根本冲突。
【作者简介】翁俊媛（1993.3-），江苏江阴市人，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