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强 张雪莲
摘要：本文回顾了国内外非道德行为研究的相关研究进展，并对非道德行为的已有研究视角作了划分和概括，指出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来进行非道德行为研究将是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并简要对这一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作了介绍，便于后来的研究者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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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网络；非道德行为；道德决策
对人类道德的关注和研究虽然源远流长，但对于非道德行为，尤其是在经济管理领域内的非道德行为，却是在最近数十年间才展开的。在综合了38种不同的定义之后，Lewis将商业道德定义为：对道德上合理的行为起指引作用的一系列规则、标准、原则，或者规范。因此，道德行为意味着那些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而非道德行为意味着那些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Jones将非道德行为进一步限定在营销领域，认为营销上的非道德行为是指在市场营销功能领域内的任何违法的或是道德上不被大众所接受的行为。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非道德行为使这一方向上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回顾已有的研究并从研究视角上展开分析，以期引入新的更有生命力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最终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通过文献回顾，本文认为可将已有的相关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或主要视角，并对目前已经出现但并未引起重视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作重点介绍，以期抛砖引玉，共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早期的研究视角：是否存在非道德行为
早期学者们对非道德行为的研究，起源于对商业道德的研究。在1961 年以前，在商业道德方面的很多研究已经展开。人们注意到，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在商业行为中道德也越显重要。那到底经营管理活动中是否存在着非道德行为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Baumhart（1961）在商业道德方面进行了一项研究，涉及5000位业务经理，其中的1700位回复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业务经理们了解商业领域的道德状况，但对什么是非道德行为却没有一致意见。业务经理们坚信一个有良好道德行为的人应该同时具备良好的自我道德准则和一个有着较高道德品质的上级。这一结论影响深远，后期的研究者们常常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组织成员及其管理者身上，尤其对组织的高管情有独钟。该研究表明在经理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大量可能导致非道德行为的压力，证实非道德行为方面的研究非常必要。
后期研究往往将这一研究成果作为文献追溯的起点，是因为这篇文章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其影响力之大，以致十五年后，Brenner和Molander（1977）进行的重复研究仍得以发表。研究结果显示，十五年后的业务经理们认为，商业活动中的道德标准在15年间并没有显著的改变。二十年后，根据洛克维奇（1997）所作的一项研究，为了完成公司的目标，有56%的美国员工在压力下采取了一些非道德行为，有48%承认自己有过非道德行为。
从1961 年到1977 年，再到1997 年，虽然三份研究成果的时间跨度长达36年，但这三份研究成果共同指出，非道德行为的确是在组织中普遍存在的，其存在性毋庸置疑。
与上述研究成果类似的探索式研究还有很多，虽然并不能解决在组织中关于非道德行为的诸多困惑，但也表明组织中存在着大量进行非道德行为的机会，将可能导致非道德行为的产生，从而给组织带来不可挽回的、高昂的代价。这些先导性的研究，激起了后期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极大兴趣。
二、中期的研究视角：道德决策过程及模型
在发现采取非道德行为的机会的确于组织中广泛存在之后，学者们开始思考，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非道德行为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了一系列的个人道德决策模型。以下对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模型作简要介绍。
Ferrell和Gresham针对道德决策制定提出了“个人道德决策权变模型”。模型指出，道德决策过程开始于出现道德问题的社会或文化环境，然后个体的决策在面对道德困境时，会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个体特征（知识水平、价值观、态度和意图）；特殊关系人（差异联想①和角色定向②）；机会（职业准则、公司政策、奖励/惩罚）。该文献的贡献在于，提出道德/非道德决策是多维度、过程导向的，有权变的本性。同时指出，因为缺乏一致的道德标准，要定义一个异常行为是否非道德是非常困难的。
Trevi?o提出了“个人—环境交互道德模型”。该模型表明，当遭遇道德困境尤其是面对道德两难问题的时候，是否采取非道德行为，并不仅仅与个人因素或特征相关，也不仅仅与所面临的情境相关，实际上还与个人的道德认知评价有关。而个人的道德认知评价，可以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六阶段来进行界定。这一模型的重要贡献是，将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六阶段理论，引入到道德决策模型这一研究领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从心理学领域借鉴相关理论来研究道德决策的思路。
Hunt和Vitell提出了“市场营销道德通用理论模型”，其模型试图解释当个体面对道德问题的时候是如何决策的。研究者认为，非道德行为的后果将对这个人将来面对同样道德问题将如何回应产生影响。同时，道义论与目的论都不能完全解释非道德行为，因为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都处于道义论与目的论的一个复合状态。
Bommer等提出了一个关于道德与非道德决策的行为模型。在研究中，定义并描述了组织中影响道德或非道德行为的若干变量。模型将环境方面的要素与个人方面的特性通过决策制定过程的中介与道德/非道德行为联系整合在了一起。该篇文献的主要贡献是，在决策制定的中介作用下，将环境因素与个人特性整合在一起，作为组织中的道德/非道德决策的一种概念性分析模型，对之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
Jones对个人在组织中的道德决策制定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现有的关于组织中个人道德决策的模型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关注道德冲突问题本身的一些特性。该项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权变模型，模型包含了一组新的变量：道德强度。同时使用从社会心理学中衍生出的概念、理论和证据来讨论道德强度影响道德决策与行为过程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李晓明认为，Jones对以往的5个模型进行了整合，并以Rest的道德决策四阶段模型为基本构架，归纳出了道德决策整合模型。论文所提出的道德强度的概念，对之后组织中的个人道德决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Ferrell 等人在营销道德研究及道德决策模型的基础上，从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这两个主要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人员推销和销售管理中道德决策制定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认为，与销售相关的道德决策制定过程参与因素包括：组织文化、销售行为、道德问题强度与道德决策，而个人因素与营销道德氛围起到了影响作用，同时道德决策与对相关产出的评估是有关系的。
上述模型一方面从如何能够正面地作出道德决策出发，一方面从如何避免出现非道德行为出发（李晓明），恰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组织中个人的道德决策制定过程，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思考模式，影响深远。
三、后期的研究视角：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道德决策过程及模型的研究基础上，伴随着实证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手段的逐步发展，在非道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上，涌现出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营销人员非道德行为的理解。由于文献太多，可从两篇综述性文章中一窥究竟。
1.Loe 等人的《商业道德决策评估的实证性研究综述》
该项研究回顾了从1961年到1997年在这一领域的几乎全部文献，共计188篇。研究者将之前的道德决策制定模型划分为两类，即标准性的道德决策模型和积极性的道德决策模型，并对之后的实证性文献作了收集和分析，认为前人的研究主要涉及到道德问题感知、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道德强度这四个方面共16个影响因素，并将每一文献重点涉及到哪一方面因素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分类统计。这篇文献综述对之后的道德决策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正面效果。在文中提到的可以研究的方向，很快成为研究热点；文中统计显示出的一些实证研究仍有不足的地方，迅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涌现出一大批后续研究。仅以道德强度为例，在本文指出仅有2项实证研究之后，迅速在下一篇综述中，短短5年时间涌现出32项道德强度方面的实证研究。
2.O’Fallon 和Butterfield 的《道德决策实证研究文献综述：1996—2003》
该项研究将焦点放在从1996 年到2003年这短短的7年时间，研究者找出了相关文献共174篇。
研究者将因变量属于Rest的道德决策四阶段的研究纳入研究范围，这四个步骤包括：道德感知——能够感知目前状况是否道德；道德判断——判断哪种行为是道德上正确的；道德意愿——对行为在道德价值上排序；最后，道德行为——执行和实施道德意愿。为了总结实证检验结果，按三个方面共32个影响因素总结在表1中。
从上述综述性文献的回顾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哪些因素影响道德决策过程，学术界仍在继续研究，且由于每一位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不同，所以我们常会发现对同一影响因素的结论相互不支持甚至对立。对于这些因素对非道德行为的影响，研究者们仍在继续努力之中，但32个影响因素的清单，已经相当长了。
四、近期的研究视角：社会网络理论的引入
从上述文献回顾不难看出，实证研究所提供的信息异常丰富，这也给企业管理者出了一个难题：已有成果表明非道德行为受到了多达32个因素的影响，可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如何才能同时照顾到32个不同因素的影响呢？如前述学者对非道德行为影响因素“挖掘式”的研究之后，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甚至个体所在社会网络的结构，都可能会对个体的非道德行为产生影响。之前的研究大都从个体角度出发，割裂了个体与环境、与组织其他人的关系来研究非道德行为，就像经济学的很多基本假设一样，并不考虑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少量研究虽然也考虑人与组织间的关系，但并不把这一关系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进行研究。这一发现，促使我们将目光转向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希望引入以关系与结构为主的研究范式，增加对非道德行为的理解。
社会网络研究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理论流派，形成了独特的理论视角，认为社会现象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简单加总，即个体加总不等于总体；社会是一个非线性的世界，社会现象之间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社会网络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30年代英国人类学的研究，其基本思路是每个行动者都会与其他行动者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社会网络分析就是通过建立、模拟这些关系的模型，来对群体关系的结构加以描述，研究这种网络关系结构会对群体功能或者群体内部的个体产生怎样的影响。自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创立出社会测量法以来，这一方法就为社会网络分析奠定了计量分析基础。发展到今天，社会网络分析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网络关系发掘与分析、支配类型发现与分析，以及信息流跟踪等方面，通过社会网络信息来判断和解释人的态度和人的行为。同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与系统科学等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下，使得社会网络分析从一种隐喻转换为一种现实的研究范式。进入21世纪，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进行沟通、交流以及形成人际关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社会学、数学以及统计学领域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分析开始用于营销管理领域。
从目前来看，运用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组织中非道德行为的文献所见不多，且多为探索性研究。
最早开始运用社会网络视角来进行组织中非道德行为研究的，是Brass 等人。他们的研究《关系与非道德行为：一个社会网络的视角》是在组织中的非道德行为领域引入社会网络分析范式的开山之作。论文通过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提出了从社会网络若干变量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营销人员的非道德行为这一命题。所提出的社会网络变量包括两个部分：社会网络关系特征，如强度、地位、多重性、非对称性；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如密度、小团体、结构洞、中心性。该项研究系统描述了关系对非道德行为的影响，指出社会网络视角与传统的研究视角不同，网络视角不是孤立地关注行动者本身的属性，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上，它是一种关注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范式。研究者试图分析总结社会网络关系特征和结构特征与非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希望找出在哪种社会网络条件下，更容易产生非道德行为。Brass等人的开创性研究，具有多项成果：首先，将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引入到了营销人员非道德行为这一领域；其次，总结提出了社会网络的关系特征与结构特征对营销人员非道德行为的影响关系假设；再次，在逻辑上对上述假设的提出给予了证明。
Seevers等人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网络视角下的营销人员道德》的论文，对社会网络研究范式在营销人员的道德领域研究所可以起到的作用作了探索性研究。文章指出，社会网络视角向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使得人员推销领域的研究者可以在营销人员的情境下，对道德以及道德决策展开新的研究。文章在一个假设的医药推销网络情境下，讨论了若干社会网络变量与营销人员道德决策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变量包括：关系特征（关系强度、关系非对称性、关系多重性）和结构特征（结构洞、密度、小团体）。该项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从一个假设的医药推销网络情境下，发展了在营销人员道德决策领域的社会网络研究范式的应用方向；第二，将Brass等人论文中各项社会网络关系特征与结构特征的提出假设阶段论证稍显不足的状况进行了弥补，较详细地讨论了每一个变量相关假设的论证过程。
Brian 等人基于著名的安然公司案例，研究了竞争性环境是否会提升和促进非道德行为的传播。研究者注意到，关于腐败的研究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所以该项研究建立了一个以案例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模型，来描述可能影响到组织中个人非道德行为的参与和扩散的社会网络因素。研究试图将弱连带对非道德行为扩散的促进作用加以论证，事实上是在讨论某种特殊的弱连带，是可能促进或加大非道德行为出现的概率或扩散的速度的。所以，该研究应用社会网络理论来预测对于在组织内参与和扩散非道德行为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发现社会网络状况既可以在某些条件下抑制非道德行为的产生，也可以促使其扩散。研究者采用安然公司案例中的内部信息和数据来支撑其讨论的观点，最后得到了相关的结论。这一在弱连带对非道德行为影响上的论证，是该研究的一大贡献。同样，除了列举出安然公司的种种表现和回顾历史文献的所有推导之外，本研究也没有做出任何实证上的检验。
从已有文献来看，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对组织中非道德行为的研究已初步出现，但稍显不足之处在于，目前几乎所有文献都并未涉及到实证，仅限于理论推导。这为将来更加广泛、深入地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对非道德行为展开相关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五、结论与建议
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对组织中的非道德行为展开研究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全新视角，并已获得初步成果。但在现有研究中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而这些方面的局限性，将成为今后这一方向研究者们的研究重点：
1.实证研究的缺乏
除了Brian等以安然公司的案例为例来进行分析之外，其他文献均没有涉及实证。这种一直停留在探索性、定性研究的状况，对于社会网络理论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运用和拓展是极为不利的。有兴趣的研究者可采取多种实证研究手段在这一领域展开研究，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新热点和研究方向。
2.本土化的必要性
社会网络理论源于西方的社会学，近年来，华人本土心理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出于对华人心理活动、社会活动的熟悉和理解，在运用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组织中的非道德行为过程中，要注意采纳和吸收华人本土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使社会网络理论适应我国经济管理界的实际情况。
3.重视程度不够
由于起步较晚，目前我国对企业道德的探讨尚处于思辨阶段，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我国的经营管理者和学术界对于组织中的非道德行为方面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过于偏重“硬件”方面的建设与投入，而不太关注对于非道德行为的管控与研究。
本文主要回顾和总结了组织中非道德行为的不同研究视角，重点介绍并讨论了社会网络理论在这一领域的引入与已有的应用，并对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组织中的非道德行为伤害极大，如何进行有效的管控，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提升重视程度，善于运用新方法、新理论，以实现管理运营过程中的有序健康发展。
引文注释
①差异联想：来源于差别接触理论（DifferentialAssociation Theory，又称不同连结理论），是犯罪理论之一，核心内容在于，提出了犯罪行为是否产生主要由于每个人对外在经验连结（Association）的方式不同；当一个人接触有利于犯罪的定义多于不利于犯罪的定义时，便很可能产生犯罪行为。
②角色定向：来源于角色定向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与其在公司内别人对这一角色的期待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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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项目“基于中国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09SA1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成都文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