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化的出现和发展

范登伟

摘要：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是人类世界城市文化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的体现，它的原动力来自人类对生活质量和内容的不断优化，反映了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和提升。本文追溯了世界城市化的历史动因，分析了世界城市化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最新趋势和未来大众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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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城市化；出现；发展；发展中国家；新趋势

什么是人类世界的城市化？不同学科给出了不同界定。人口学学者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地区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或，“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渐提高”只是城市化的“狭义定义”，“城市化过程除了表现为人口集中过程外，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还体现为人口分散过程”。经济学学者认为：“所谓城市化，是指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要素，城市相应地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过程。”社会学研究者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城市化”最早是由西班牙巴塞罗那城市规划师瑟达（Ildefonoso Cerda）在1861年出版的《城市化概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已有153年历史。在城市规划学领域，学者以服务于城市规划的实际需要，更着眼于城市的环境保护、人口分布、资源支撑、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区域协调、社会发展、信息推动等综合要素的研究，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整体看，城市化是居住在城市和城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城市和城镇数量及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和城镇地区集聚、区域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转型的过程。城市化是指人类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不断扩散、城市人口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城市人口生活内容不断丰富、城市人口幸福指数不断增加、城市文化不断提升的过程。

一、世界城市化的出现城市化标志着人类定居模式从农业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过渡。人类定居模式有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从狩猎—采集文化向农业文化转变；第二次是从农业文化向城市文化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几千年前，人类克服了狩猎—采集的流动性，实现了农业耕作的固定性，使生活有了保障，避免了不确定性的风险。第二次转变发生在近代时期，人类世界有了现代科学技术，发生了工业化变革，出现了机器大生产，形成了城市文化。农业文化的标志是较亲近的血统、亲密关系、集体行为；城市文化的标志是较疏远的血统、陌生关系、竞争行为。在人类世界历史上，持续发生的城市化进程使人口不断从农村向城市涌入，城市区域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出现了大规模城市群。例如，在亚洲，达卡、卡拉奇、雅加达、孟买、德里、马尼拉、首尔、北京人口均超过两千万，珠江三角洲、上海—苏州、东京在未来十年预计人口均将达到或超过四千万。在亚洲以外，墨西哥城、圣保罗、纽约、拉各斯、开罗城市人口正在迅速接近或超过两千万。

城市化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人们居无定所、渔猎而食、随遇而栖，经常遭到外界侵扰和猛兽袭击。为了生存安全和吃饱肚子，人们渐渐在水草丰美和生物繁盛的肥沃之地定居下来，形成了最早的农业村落。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出现最早的具有小型城市特征的村庄，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拉格什，中国黄河流域的夏邑（今河南登封附近）。古希腊由于特殊的环海地势，形成以贸易为基础的城邦制，“城邦”源于希腊文“Polis”，即“城市国家”（city state）的意思。罗马最初只是希腊的一个小城邦，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公元1-2世纪，5%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上，罗马成为拥有50万人口城市。西罗马帝国之后，城市逐渐衰落；中世纪后期，出现城市复兴和商业自由与繁荣。11-15世纪，由于船舶航海技术进步和贸易增长，出现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贸易性城市。

从约6，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中国黄河流域、埃及等最早出现城市一直到18世纪，绝大部分人口都在乡村地区从事收成仅够自身食用的“生存农业”（subsis?tent agriculture）生产，只有少数人口集中在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以市场贸易为主，以小规模工业品制造为辅的经济活动。由于农业尚处在原始发展阶段，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城市人口比例很低。18世纪农业和工业革命来临，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稳定格局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在19世纪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例如，在英国，城市人口从1801年的17万增加到1891年的72万；在法国，城市人口1891年增加到37万；在普鲁士，城市人口1891年增加到41万；在美国，城市人口1891年增加到28万。

18世纪中下叶，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使欧洲国家城市化浪潮来临。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出现是工业革命爆发的标志。18世纪中叶，瓦特对蒸汽机的改造引发了一系列技术革命，出现了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化浪潮。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化促进工业化，新型工业急需大量劳动力。工业革命引发了农业革命，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李忠认为，“18世纪早期，英国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20%~25%，到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4%，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在英国，1801-1871 年英国纺织业为主的城市人口增长299%，港口城市增长214%，纺织业以外的其他制造业城市增长186%，伦敦城市人口增长146%，各县城及旅游城市增长139%，全国平均增长148%。”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首都伦敦成为当时世界经济中心。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许多从土地耕作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汇集到新型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使城市在商业、贸易、工业方面出现令人欣喜的繁荣。18世纪世界城市化水平仅3%；1800年，全世界只有1.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造就了欧洲现代城市化格局。人力生产升级转型为机器大生产，工业经济摆脱了土地资源束缚，城市里传统商业中心升级为现代生产中心。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19世纪，英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迅速席卷欧洲和北美，世界城市化浪潮迅速波及欧洲其他地区和北美地区。“在整个欧洲（不包括俄罗斯），1700年时，城市人口比重只有12.3%，1900年则上升到37.9%，仅10年之后又升10%，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增速有所减少。”

二、世界城市化的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19世纪中后期，美国爆发了以电气和运输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中期，美国又爆发了以电子技术和自动化、网络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这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美国以建国不到两百年时间迅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市场化率从19 世纪初期的5%增加到2010年的81.4%，科学技术的变革对城市化影响巨大而深远。以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九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城市产生后，聚集经济成为影响城市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聚集经济力的大小在于城市产业的需求弹性，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大聚集经济力越强”，“科技的进步促使产品的边际弹性发生改变，引导生产要素进入需求弹性大的产业领域，促使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化以轻纺工业为先导，继而带动煤炭、冶金等能源和重工业发展，最后促成交通运输业变革。而美国紧随英国和欧洲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辐射影响到整个北美地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大中城市出现产业集聚，城市规模向超大发展。例如，在美国五大湖周围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形成有机完整的城市连绵，形成了大规模集中的制造业带；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出现信息化浪潮，社会分工重组，经济活动频变，城市要素向第三产业集聚，现代服务业出现，信息化成为城市化的新推手。

20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在美国社会得到普及，标志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促进了传统制造业升级转型，跨地区同步信息交换和共享机制加快了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快速流转，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迅猛，城市化水平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到顶峰，人们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例如，美国1870年的城市化水平25.7%，1970年则达到73.6%，几乎以100年时间完成城市化进程。第三次工业革命标志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信息时代，生产要素加速流转，产业向大中城市集聚，在一些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体系发达、工业基础良好、经济技术先进的地方出现了大都市圈、大都市带、大都市连绵等城市密集区，超大巨型城市异军突起，日益成为世界城市化新的空间形态。

李忠认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都市连绵区，即由数千英里高速公路连接的绵延不断的数个大都市复合体。目前已成型的有三个：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巨大城市带，以纽约为中心，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特区，沿大西洋沿岸跨越十个州；中西部大湖区巨大城市带，以芝加哥为中心，东起匹兹堡、布法罗、克利夫兰、底特律，西达圣路易斯，中有密尔沃基、哥伦布，南绕五大湖呈半月形；太平洋沿岸巨大城市带，以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大都市区为主体，从北部的萨克拉门托向南一直延伸到圣迭戈。”

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状况

20世纪50年代以来，城市化席卷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各宗主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除拉美国家外，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处在世界城市化史前阶段。二战之后，他们先后摆脱殖民统治，走上民族解放和独立道路，建立了自己的主权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需求和呼声日益提高。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出现城市化浪潮，而民族独立较早的拉美国家则在19世纪晚期开始了城市化。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起步较晚。例如，1920 年，发达国家城市化整体水平达到38.7%，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整体水平只有8.4%。但20世纪50年代始，以拉美和亚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迅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浪潮，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加速推进，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迎来城市化发展的特殊机遇。

蔡竞认为：“1970-1997 年不到30 年时间里，已进入或接近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城市化水平由55.8%到79.5%提高了23.7个百分点，韩国由40.7%到83.3%提高了42.6个百分点；1950年世界上15个最大城市只有4个在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15个最大城市中有10个在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推进速度远快于一般发达国家。”毛爱华则认为：“目前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无论城市人口的绝对量还是城市人口比重都在加速增长，在世界城市化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集中了世界城市人口约70%，且其一半城市人口居住在百万以上特大城市。”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过快，工业化发展相对滞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低于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出现许多问题。宋利芳认为：“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城市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而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水平却超出工业化水平，且差距越来越大。然而，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进入最初的工业化阶段时，城市化水平就超过了工业化水平。进入工业化阶段后，更发展成一种过度城市化现象。例如，在1800年～1980年间，发达国家工业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基本上同步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在这180 年里，工业就业率增长极为缓慢，仅上升3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水平攀升到原来的3.44倍。又如，当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除外）城市化水平达到21%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40美元，欧洲大陆城市化水平达到21%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650美元。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出现严重脱节。”

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与资本原始积累同步展开。农业革命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化发展，新兴工业急需大量劳动力。人口从农业向城市转移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化促进工业化，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进程。电气化导致交通运输业变革，实现了新的工业化革命。大中城市产业集聚，人口向城市集中乃大势所趋。信息化实现了制造业升级转型，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迅猛，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总之，在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形态表现为市场主导型，城市化进程以工业化同步作支撑，由于不断调整，基本实现了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其进程基本上是一种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结果，是一种“有机城市化”（organic ur?banization）。

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过快，缺乏工业化的有力支撑。例如，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从40%提高到64%用了50 年，而发展中国家只用了30 年。同时，工业化发展缓慢，就业支撑不力，经济基础薄弱。由于城市化、工业化脱节，农村流转人口城市就业率低，失业和贫困现象突出，黑社会和暴力犯罪严重。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城市居民住房建设、城市生态环境建设都不完善，城市综合征难以克服，违背了人类世界的城市化初衷。例如，在20世纪70、80年代，发展中国家出现劳动力爆炸性增长。但在此之前的60年代，发展中国家城市公开失业率很高。在亚、非、拉的36个主要国家中，9个国家在15%以上，22个国家超过10%；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剩余劳动力总数超过城市总劳动力30%。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城市一直充当实业界和政府投资场所。政府主观上有意重点发展城市，把它们视为国家繁荣的橱窗；结果则导致政府在农村的投资减少，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加剧，“棚户区”大量出现，城市居民贫富差距加大，阶级矛盾突出，社会秩序动荡，城市化问题严重。例如，在拉美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出现过游击队起义、黑社会动乱，甚至全国性饥饿。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国际分工影响，发达国家把传统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发展中国家城市产业结构落后，拥有大量低附加值和高污染制造业，成为全球污染工业的落脚点，导致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另外，在世界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中，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还面临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环境壁垒、信息壁垒等诸多困难。

四、世界城市化发展新趋势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由于工业化发展缓慢，经济实力不足，贫民窟得不到改造，洁净饮用水缺乏，流行疾病爆发，粗放式生产突出，生态环境恶化。同时，政府官员腐败严重，缺乏社会责任，公共服务低劣，社会分配不公，教育投入不足，就业体系脆弱，社会矛盾尖锐。这些问题反映了城市化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需要各国政府从国情出发，认真考虑城市的现实基础和资源条件，以环境承载力为标准，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发展中国家需要根据各国国情，结合不同城市的具体状况，在人口规模和环境承载力之间寻求合理平衡。例如，为解决大城市人口压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菲律宾和泰国采取“大城市、大郊区”模式，在大城市周围建设不同类型的卫星城市，为人口合理分配铺平道路。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城市化中有共同问题，具有广泛性、普遍性、规律性。例如，城市交通拥堵、城市房价过高问、城市人口集中、城市贫民窟、城市贫富差距、人口分配不均、环境污染、吸毒等问题，都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探讨城市化发展规律，研究城市化突出问题，克服世界城市化缺陷，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毛爱华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科学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需要完善城市治理模式，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对发达国家而言，需要控制城市吸毒等犯罪率，妥善安置城市无家可归者，需要对城市空间、城市功能、城市环境再开发，克服人口过度集中问题。

世界城市化发展传统城市化，逆城市化，亚城市化三大模式转变。传统城市化模式表现为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和生活基础设施在内城聚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既繁荣了经济也方便了生活。但传统城市化模式在客观上导致人口拥挤、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综合征。所以，逆城市化模式以富有人口从城市向农村转移，表达对城市综合征的不满，也是城市化自身调整的结果，反映了人类追求生活质量的自然选择。但大城市富有人口的流失，必然引起生产力要素衰竭，影响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整体发展。因此，逆城市化模式只是对传统城市化模式的抗议，绝不可能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未来方向。亚城市化模式是世界城市化的继续和发展，它试图通过居民住宅区外移克服城市综合征缺陷，同时保持城市中心活力。亚城市化模式打破了传统城市化模式和逆城市化模式关于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对立。居民住宅区外移并不意味着人口从城市向农村迁移，而是要在城市外围建设配套生活城市，保持城市中心活力。亚城市化模式以构建现代化交通和信息化通讯为前提，旨在城市外围建立新的人口集聚点，以缓解城市中心的各种压力。表现为人口聚集的多中心形式（multi- centric form of concentra?tion）。外国学者将亚城市化模式视作世界城市化发展新趋势，主张在外移居民住宅区建立完善的生活基础设施，发展各种现代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形成新的生活城市群。这些新兴生活城分别被赋予了“边城”（edge city）(Joel Garreau, 1991) 、“网络城”（network city）(David F. Batten, 1995) 、“后现代城”（postmodern city）(Michael J.Dear, 2000)等不同名称。

亚城市化模式是解决世界城市化发展难题的重大创新，探索出一条内城和外城统筹发展的新途径，是人类城市化生动实践和诠释，对推进内城和外城统筹发展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美国洛杉矶是世界城市化发展新趋势的典范，是亚城市化模式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郭振淮认为，城市人口从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迁移的原因，一是为逃避高昂的地价和房租，二是为逃避喧闹恶劣的居住环境。刘传江认为，早在1880年美国就出现亚城市化迹象，到了20世纪70年代更加普及。北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出现亚城市化现象。亚城市化不仅是人们对城市综合征的逃离，公路网和大众交通工具（如公共汽车和私人汽车）的发展降低了通勤成本，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如，城市外围的住宅补贴，低房产税）也促进了亚城市化的产生。

令人不解的是，有些研究者几乎不加甄别地将逆城市化和亚城市化混淆在一起，统称为“逆城市化”，忽略了逆城市化和亚城市化的不同。或统称为“郊区化”，造成“解城市化”或“去城市化”。例如，简新华认为，逆城市化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外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最新国外英文文献显示，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富裕人口从城市向农村转移，是城市综合征引发的“解城市化”或“去城市化”（de-urbanization）现象，而亚城市化(sub-urbanization)是指城市中产阶级人口从城市中心迁往城市外围，是克服城市综合征弊端，保持城市中心活力新趋势。有些研究者认为亚城市化是发达国家特有现象。而实际是，亚城市化趋势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城市化发展的普遍性。

国外学者认为，亚城市化是指城市化在城市外围边缘地域的增长，大都市地区有些居民在城市中心工作，却居住在城市外围的“卫星社区”（satellite communi?ties），通过公共交通或私人驾车上下班，有些人则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宽带、电子邮件、家庭视频）在家工作。这种现象常出现在经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亚城市化也已经出现，例如，2006年，墨西哥提华纳市中产阶级城市居民、房地产开发商、零售连锁业主纷纷从内城转移到外城。大部分城市人口居住在城市外围的卫星社区，而不是在城市中心或农村地区居住。

亚城市化在美国出现的推动因素包括，城市中心交通堵塞、人口密集、工业污染、生活质量低等，拉动因素则包括，城市外围空间开阔、接近自然、房价和房产税低、就业机会增多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提高助推了亚城市化发展。铁路、公交和道路的改善，使亚城市化生活成为现实，高速公路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是亚城市化效应的体现。政府制定的政策对亚城市化发展有重大影响。例如，在美国，二战之后，联邦政府推出公路、高速公路和超高速公路网和家庭住房抵押审批等政策，加快了亚城市化发展。实际上，政府鼓励中产阶级人口从城市中心转移到城市外围的卫星社区。银行拒绝给城市中心人口发放住房贷款和抵押贷款，却为城市外围人口提供低利率住房贷款，也助推了城市人口外移。种族在亚城市化发展中也起了一定作用。一战期间，大批非裔美国人从南方迁入北方城市，导致居民住宅区从内城向外城转移。内城被视作犯罪滋扰的危险区，外城则被视作居住养家的安全区，出现了有名的“白人逃离”（white flight）现象，这与世界大多数地区贫民窟出现在城市外围截然相反。随着外城人口不断增加，许多以前只在内城出现的城市综合征也在外城出现，困扰着亚城市化健康发展。国外学者认为，“亚城市化”导致“去中心化”效应，而“去中心化”是白人特权的体现，白人特权导致了当代的“环境种族主义”。

亚城市化发展引起“去中心化”效应，利用计算机和空运发展起来的高效率快递系统，例如，美国的FedEx 和UPS 快递公司，也助推了“去中心化”效应。工业用地、仓库用地、车间用地也转移到了外城，进一步加剧了“去中心化”效应。以前，公司总部设在内城是为了便于和港口、货栈联系。现在，以电信为特征的远距离通讯收费低廉，公司总部没有必要再设在内城，完全可以设在成本更低的外城。内城由于交通拥堵带来额外交通费用，把公司总部设在靠近高速公路的外城，能减少这笔额外成本。以“去中心化”为特征的亚城市化模式，克服了城市综合征缺陷，保持了城市中心活力。

《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前景2005 年修订本》描述了20世纪世界人口快速城市化：全球城市人口比例从1900 年的13%（2.2 亿）到1950 年的29%（7.32 亿）再到2005 年的49%（32 亿），2030 年预计达到60%(49 亿)。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纪之交，世界人口只有15%在城市生活。2007年，生活在城市里的世界人口超过50%，被描述为“城市千年”或“爆发点”。按联合国计划，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人口将达64.1%，发达国家城市化人口将达85.9%，人类将全面进入城市化时代，城市文化走向成熟和丰盛，人类将享受前所未有的高度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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