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和使用催生了全新的传播格局，在大众传播时代形成的传播观和传播理论受到强烈冲击，涵化理论在新媒介环境中正在发生“变异”。本文主要从涵化理论背景、主流化过程、受众认知模式等方面来分析涵化理论在新的传播技术环境下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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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媒体 涵化理论 适应性
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和使用催生了全新的传播环境和传播格局，也将传播学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境地。与之相应的是在大众传播时代形成的传播观和传播理论，比如“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知沟”理论等，都受到了冲击和挑战。
在经典的大众传播理论中，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之一。以美国学者格伯纳为代表的涵化理论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当时，美国暴力和犯罪问题十分严重，美国政府成立了“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格伯纳主持的“涵化分析”就是在该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的一项有关电视内容的系统研究。涵化理论最初着眼分析电视画面上的凶杀和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察这些内容对人们认识社会现实的影响。“涵化分析”后来受到检验、质疑和发展，80年代初期形成了“主流化”的思想，视野不断扩大，更多地关注媒介所建构的符号现实与社会文化各层面的观念现实之间的关系。在将该理论与新媒体环境中的传播实际进行对比分析后，我们会发现涵化理论在新媒介环境中正在发生“变异”。
一、媒介环境的变迁——涵化理论适用的时代性
在传统大众传播时期，研究者们将涵化分析的焦点集中在电视上，原因在于格伯纳认为电视是当时“最广泛的文化常态和最明显的文化符号的传播者。”①电视与其他媒体相比，具有如下特点：受众接受电视的时间比其他媒介长；人们在接触其他媒介之前就开始接触电视；电视比其他媒介更容易获得；传统电视从内容传播再到受众接收形成了一个线性、封闭的信息生产、传播、消费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电视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受众不得不以被动姿态屈就于电视的线性、单向传播模式。因此，当电视“集中化地大批量生产一套连贯的图像与讯息，并把它们提供给规模庞大而又各式各样的群体”时,“它被大多数的观众以一种近乎不加选择的、仪式主义的方式来使用”②，从而达到为界定世界以及使特定的社会秩序合法化服务。
然而，在以网络技术等代表的新传播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情况已经不同了：“电视机还在，但是电视前的观众已经不在了。”③一方面，网络的非线性播放和不受时空限制的获取方式冲击着传统电视。以PPTV、CNTV、优酷、土豆为代表的网络视频以及手机等微视频分流了一大批曾经忠实的电视观众，其中尤以“80后”至“90后”等较为年轻的观众居多。当电视不再是绝大多数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媒介接触的首选时，无疑弱化了传统电视对于社会整体的涵化效果。
另一方面，面对网络视频和手机移动视频的冲击，传统电视也开始借助新媒体技术积极拓展新的收视途径。国内实力较强的电视台普遍开辟了网站或与其他视频播放终端等合作，扩大影响力。同样的电视节目，收看人数可能并没有减少，但是收看终端发生了改变，较为年轻的观众从传统电视机转向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显然早期侧重于研究传统电视在多样化的公众间培养了关于现实的共同观念的涵化效果，必须相应地将电视媒介的边界延伸至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平台，而且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介，我们还需重新引入新的涵化分析参数和方法。
比如，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逐渐瓦解了电视的时间限制，电视不再意味着“客厅电视”，观众可以随时随地收看电视节目。同时，在互联网和手机媒体平台上，观众开始寻求更加特定的、适合的电视节目内容，使得电视内容的传受由固化走向离散化。此外，受众对于感兴趣的电视内容会通过在微博、QQ等社交媒体上进行两种类型的互动：一是在电视网络交流平台上与其他用户进行互动；另一方面，用户自发创建社区、群组等圈子，分享交流电视节目信息，从而对电视内容进行反复传播或加深电视信息的传播效果，或反作用于电视信息的传播效果。因而，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媒介使用方式和用户体验的变迁，使得早期涵化研究强调观看电视数量与观众对现实认知之间的正向线性关系亟待重新审视。
二、话语垄断的颠覆——电视涵化中心地位的消解
早期涵化理论认为，电视在日常生活中居于如此核心的地位，以至于支配了我们的“符号环境”，以自身有关“真实”的信息取代了个人经验和其他理解世界的手段。电视被描述成“一种有关现存工业秩序的文化力量，主要扮演着维持、稳定与强化，而非改变、威胁或削弱传统信念与价值的角色”④，并且早期电视主要通过主流化过程来达到维持、稳定与强化传统信念和价值。格伯纳认为涵化的主流化过程更像一个万有引力的过程。“‘引力’的角度和方向取决于不同群体的观众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万有引力的方向——电视世界里主流的方向的交汇点。每个群体都可能被拽向一个不同的方向，但是所有的群体都受到同一‘中心力流’的影响”。⑤然而，在新传播技术环境下，电视涵化的中心地位受到了挑战，来自新媒介平台上的话语权博弈以及整个讯息系统中的主流声音逐渐模糊不停对抗着电视主流化中心力流。
“涵化不是别的，而是关于叙事的文化系统。”故事决定着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前我们听到的故事主要来自于家庭、学校和政府，但是现在讲故事人的角色由电视来担当。电视中的故事可以被看做一个消除不同群体差异的“大熔炉”，使受众对于现实的感知越来越和电视相一致。因而，电视暗含着某种文化和政治的权力，即利用象征符合创作有寓意的信息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涵化集体意识，从而达到社会控制。在电视这一集中化的叙事系统中，“要紧的是谁得到了话语权，而谁的故事未获准讲述。”⑥
传统电视时代，政府控制着电视媒体的发声，可以说政府是电视话语权的主体，电视报道什么消息，社会舆论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普通公众缺乏参与话语讨论的渠道，不能自由发表言论的公众往往在很多时候被迫选择沉默，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他们只是没有渠道去打破官方主流话语一家独大的局面。
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信息话语权的垄断，新媒体时代公众由被动接受者的身份变为了主动传播者和分享者，这必然导致权力的分散化，公众在这个过程中得以自我赋权。受益于新传播技术而崛起的草根阶层和新精英话语权力主体（包括文化学者、传媒工作者、演艺人员、商业精英等）表达出了强烈的利益诉求，与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精英权力主体（主要指官方主流领域精英）进行权力博弈。电视通过主流化过程培养多样化公众间的关于现实的共识，尤其是向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所设定的意识形态靠拢，在新媒体环境下逐渐变得步履维艰。
草根阶层和新社会精英不再被动地不加选择地、仪式性地接受来自电视媒体的教化。他们通过新媒介平台积极寻求异质性的观点信息来平衡电视媒体传播的信息观点，甚至直接向控制电视话语权的传统精英话语体系提出质疑和挑战。尤其是规模庞大的且分散性强的草根阶层，得益于新传播技术带来的隐匿性和灵活性，使其无需暴露自己的身份就可以直接向强势的传统精英发起挑战。当“草根的暂时狂欢演绎异化的宣泄”，将“颠覆到主流价值观”。⑦
三、主动选择抑或无意识的涵化？——涵化对象认知模式的转向
涵化理论中受众对于电视传播内容存在的认知模式与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相关联。在编码/解码理论看来，“主导的意识形态希望把某种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想强行固定下来，而受控者则希望这一关系保持流动性。”⑧意义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就是语言中的意识形态争夺和斗争。
在电视的传播中,受众受制于技术限制，所能做的只是打开电视并调好频道，接下来该播什么、该如何传播就要交给传播者去决定。而且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由于来自社会和舆论的多方面压力，受众常常是谨言慎行，不会轻易发表自己对于电视传播内容的见解。因而，受众一般在编码者即电视控制者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解读，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涵化理论在目前新传播技术环境中依然存在，毕竟我们一直浸润在各种类型媒介创造的符号环境中，但是由于新媒介的新特点使得电视媒介涵化理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电视的边界已经延展至新媒体平台，致力于研究传统电视媒介涵化理论的某些假设和研究方法已经不适用了。同时也是新传播技术对电视涵化主流化过程造成了冲击，来自新媒介平台上的话语权博弈以及整个讯息系统中的主流声音变得逐渐模糊不断对抗着电视主流化中心力流。而且受众在新传播环境中通过主体性批判，对电视传播内容的认知模式由被动不加选择的接受涵化转向主动选择接受某些话语意识的涵化。这些综合因素影响着涵化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适应性，我们需要在完善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适用于新媒介环境下的涵化理论框架，从而为新传播革命进程提供有益的理论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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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⑥麦克·摩根、詹姆斯·尚翰著，龙耘 译:《涵化研究的两个十年（上）》[J].《现代传播》，2002（10）
②乔治·格伯纳、拉里·戈罗斯著，石义彬等译，《与电视共同成长：涵化过程》[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5）
③余志为，《电视会消亡吗?——论新媒介格局下电视媒体的未来》[J].《现代传播》，2012（9）
④⑤Gross,L.P.，“Television as a Trojan horse”,School Media Quarterly,spring（1977）
⑦尹嵩，《新媒体时代话语权的博弈与权力关系的重构》[D].辽宁大学，2011
⑧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63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