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系统金融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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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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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16年,中央顺势提出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商业银行是其流动的血液,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改革与风险并存,本文从不良资产处置、利润增长和自身改革三个方面分析存在的风险,并提出解决办法。


  关键词: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统金融风险


  一、引言


  (一)供給侧结构性改革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1978年至2011


  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9%。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果断决策,采取积极政策,不但实现自身经济增长,而且为防范区域和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贡献了积极力量。但是,由于前期经济刺激规模较大,尤其是2009年至2010年期间的4万亿刺激方案,遗留下诸多问题。长期以来突出需求侧,忽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使我国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应每况愈下。


  尽管2015年以来央行已多次降准、降息,但是企业融资难依然没有好转,钢铁、化工等行业产能过剩现象突出。究其原因,释放的货币并没有进行实体经济,而是流入虚拟经济中,造成资产价格和泡沫不断被推高。因此,需求侧改革已不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焦点对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我国经济出现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结构存在问题,供需关系不匹配。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创新性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走出当前经济增长困境。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满足社会需求,使得社会总供给和总需相匹配,最终实现经济增长。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引领新形式下经济发展的重大发展战略,其首要任务是:从供给侧出发,通过推进一系列改革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意义在于:


  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定经济增长。将结构性改革融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有效政策组合。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宏观调控可以更多利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


  二是努力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关键性作用。对于经济体制问题而言,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方面是市场化改革,也就是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导致社会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增长缓慢,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因此,结构转型升级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因素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进行深化改革,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着力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也因而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二、商业银行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在需求侧驱动下,商业银行表现出明显的以银行自身为本位的特征,着力于规模扩张、高资本消耗和追求大而全的粗放发展模式,银行业实现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期。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客户金融需求呈现新的特点,过去侧重需求侧的商业银行正面临新的发展问题,因此,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是自身业务发展需要。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纵深推进,原本隐藏的不良资产将会逐渐暴露,制度红利、经济红利也将慢慢消失,商业银行将面临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双升,利润增长乏力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也需要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规避这些问题。


  二是满足外部金融需求。商业银行长期在需求侧驱动下依靠粗放的发展模式,而供给侧管理相对滞后,使得当前金融供给质量和效率不能满足客户不断升级的金融需求,不能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造成供给和需求错位。


  因此,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环境下,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金融机构,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借助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东风,从“生产者”角度进行自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提高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助于银行业更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三、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系统金融风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依然是改革,具有改革的共性。改革必然会对现有的经济结构和模式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把握好尺度,防止矫枉过正。商业银行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心,必然受到来自各方的冲击,遇到系统金融风险也在所难免。商业银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系统金融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不良资产爆发式暴露。


  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转型阶段,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因“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会产生并释放更多的不良资产,原来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积累的风险将逐步暴露,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将经受较大考验,不良贷款将会显著增多,不良贷款率也会显著攀升。其中,去产能和去库存所涉及的行业是银行不良贷款发生的重点领域,例如煤炭、钢铁、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行业。一些跨行业、跨市场风险及风险传染的隐患也值得关注。


  (二)不良资产处置难度增大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推进过程中,不良资产处置难度增大。一是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不良资产市场交易不活跃,不良资产处置速度下降占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大量资金且占用时间较长,处置成本增加,阻碍对不良资产的处置;二是不良资产价格下行,处置难度增加;三是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由于不良资产的特殊性,没有统一的定价体系和标准,实践中不良资产供求双方的价格分歧较大;四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约束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对不良资产处置规模等政策效应指标考核不足,不利于全面调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积极性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五是地方政府干预司法,导致资产处置执行难。少数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就业、税收等政绩需求,通过行政手段干预银行信贷决策、司法程序等,一定程度上给银行退出“僵尸企业”信贷业务带来困难。


  (三)利润增长缓慢且后继乏力


  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深入,商业银行利润增长面临挑战。一是经济红利减弱。整体经济增速趋于放缓,实体经济景气程度降低;持续多年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遭遇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的瓶颈,传统部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二是制度红利消失。在大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完成股改上市之后,基于公司治理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主体动能基本释放完毕。随着民营银行获批速度的加快,商业银行的准入门槛逐渐放开,原有的牌照红利不复存在。三是成本优势不再。存贷利率上限的取消,意味着商业银行过往的低成本负债优势面临瓦解,资金成本上升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固定资产、系统开发等其他成本刚性上升,成本端面临系统性压力。


  (四)自身改革带来的风险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政府为解决经济新常态问题而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信贷投放、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給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四、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建议


  本文根据商业银行将会遇到的系统金融风险提出相关防范建议,具体如下:


  (一)建议建立金融风险联防机制


  面对金融风险多样性,建议建立金融风险联防机制,具体包括体制、政策和技术三个方面。体制上,尽快改变“一行三会”各管一域,缺乏有效协同的局面;政策上,宏观政策应政出一门,监管政策应方向协同,微观措施应信息相通;技术上,建立管理信息平台和数据共享平台,确保互联互通。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加快联防机制顶层建设。配合金融改革总体方案,各金融主体之间推进制度协调机制,提高金融联动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在金融风险预测、分析、评估和防范方面,形成常态化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作机制。


  第二,成立金融安全委员会。建议成立国家层面“金融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一行三会”、财政部、工信部、公安部、安全部、商务部、网络安全部门等,发挥综合防范金融风险的“拉网式”安全平台作用。


  第三,建立金融安全信息网络。建立金融安全信息共享网络。由央行牵头建立金融安全信息共享制度和金融监管信息数据库,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业、外汇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的机构和个人征信信息、重要高管人员道德风险信息等各类信息。


  (二)建议改进不良资产处置方式


  面对不良资产处置遇到的多种问题,传统处置方法效果不甚明显,建议创新处置方式:


  第一,建议加大实施企业债转股政策,支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挥不良资产处置和风险化解作用。一是加大实施企业债转股政策,支持企业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调结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按照“政府引导、银企合作、政策扶持、风险共担”的原则实施债转股。二是建议拓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融资渠道。


  第二,与地方政府充分沟通。一是使其明白要对自己本身的职能进行明确的定位;所谓“在其位,谋其政”,政府的精力应该是放在社会管理上,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而不是对企业的经营进行干预;二是建议政府将政策性贷款剥离出来,转移到政策性银行,也可以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使国有商业银行轻装上阵。


  (三)加强信贷投放管理


  第一,发挥信贷政策引导作用。调整优化信贷政策,制定绿色信贷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指导意见,引导信贷结构优化调整。重检钢铁煤炭等“去产能”行业信贷政策,落实“去库存”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要求,加强对区域、产品、客户的差别化管理,防范房地产相关领域信贷风险,从源头选好客户。重检细化再融资业务政策及审批标准。


  第二,健全国别风险管理机制。优化国别风险限额管理体系,开展国别风险评级重检,扩大国别风险评估覆盖面。完善工具、加强监测,全面提升国别风险管理能力。密切监测“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信息,防范海外输入性风险。


  第三,适度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加强风险防范。尽快摸清全行表内外全口径地方政府融资总量底数;加大授信额度重检,防止过度、多头授信;对列入预警范围的潜在高风险地区提前明确应对措施;投资、表外理财等要对穿透后底层资产中相关客户的风险情况进行排查;对于排查发现问题,结合六部委财预〔2017〕50号等文件要求,及时清理整改到位。


  (四)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要具备突破性思维,把眼光聚焦在新形态的金融上来,大力发展技金融、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等新型金融模式,降低系统性风险。


  作者简介:李文超(1981-),男,汉族,四川平昌,硕士研究生,财务会计,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赖旭宏(1976-),男,汉族,四川资中,硕士研究生,技术经济及管理,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曾路明(1985-),男,汉族,四川巴中,硕士研究生,应用数学专业,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