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
——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前苏联经典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研究”（14CDJ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研究”（13YJC770059）的阶段性成果。
许冲
【摘要】
中国共产党建构革命话语注重借鉴俄国革命话语资源。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誉为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百年总结”，为各国共产党建构革命话语提供了历史资源和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通过译介话语、领袖话语、政策话语和大众话语四种形态的话语建构路径，借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诠释中国革命道路、探求斗争方略、揭示革命前景和总结革命经验，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内容及体系，并对当代中国话语建构具有启迪和镜鉴价值。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革命话语；话语建构；中国话语
中图分类号：A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4-0037-09
作者简介：许冲，安徽五河人，（广州510631）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联共（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88—389页。
②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88—399页。
③
［苏］亚罗斯拉夫斯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认识底一部百科全书——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周年纪念而作》，《群众》第4卷第7期（1940年3月8日），第193页。
中国共产党在建构革命话语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借助俄国革命话语资源，既援引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理论，借鉴了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运用了苏联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称“《党史》”），内含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总结、实践示范和方法启示，为各国共产党建构革命话语提供了资源和蓝本。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也以该文本作为革命学习的“中心材料”和“必读文献”，通过多种路径建构革命话语，为中国革命赢得民众的认可、理解和支持，并为最后获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前，仍有必要再从历史维度梳理《党史》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之关系，就其建构缘起、路径形态和价值内涵做一梳理，以期启示当代中国话语建构。
一、中国共产党借助《党史》建构
革命话语的历史缘起
众所周知，20世纪的中国革命语境充满了“俄国味道”，既源于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原初呼唤，也饱含着毛泽东“走俄国人的道路”的深切期待。中国共产党在建构革命话语的过程中，之所以倚重俄国革命话语资源，并特别倾情于《党史》，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首先，《党史》凝聚了俄国革命话语的精髓，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威性。《党史》开篇即指出，联共（布）的历史是三次革命的历史，编撰和研究《党史》就是为了帮助全党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和掌握革命斗争知识与规律。具体说来，《党史》一方面注重解释俄国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此为认识俄国革命问题提供基本根据；同时，《党史》还特别强调对俄国“革命事实”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以利于民众在观念上的“理解”和在实践中的“斗争”
①
；另一方面，《党史》“结束语”着力对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教训”进行总结，并对俄国革命的主体与对象、手段与方法、道路与前景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
②
，实际构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从理想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历史性转化经验的集中诠释。正如雅罗斯拉夫斯基所言，《党史》“以极紧密的形式在一本书内提出党史内的一切最重要的事实，在深刻掘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照耀下阐明他们，把布尔塞维克的巨大经验普遍化”
③
。可以说，这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俄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性和普适性，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借助《党史》建构革命话语的可能性。究其缘由，《党史》“不仅对于俄国工人运动底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它有全世界的意义”［苏］加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统一的、整个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9年1月号。，特别是对“消灭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理论上落后的事业，帮助他们根据列宁、斯大林党的经验来思索本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思索这运动的特点，这运动的前途”［苏］曼努伊尔斯基：《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代表团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解放》第78期（1939年7月28日），第19页。，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因此，借助《党史》建构中国革命话语，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获得资以直接借鉴的俄国革命历史样本，亦能获得极具说服力和鼓动性的十月革命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
《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
其次，《党史》满足了中共革命话语建构需要，体现了话语的契合性。共产国际曾高度评价《党史》是“解决掌握布尔塞维主义，以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即关于社会及政治斗争发展规律的知识）来武装党员这种任务上是最重要的工具，是增强党的和非党的布尔塞维克底政治警觉性的工具，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提高到适当的理论高度的工具”《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底宣传的决议》，《解放》第79期（1939年8月5日），第16页。。正是基于《党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功能，中国共产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便开始系统地推介和学习。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命题，并提出了建构具有“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9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任务。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特别是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何以建构？诚如李维汉所言，“要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首先要深刻地研究马列主义”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31页。，而“学习马列主义，必须研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不可分离的世界革命史，特别是联共党史。研究联共党史，是解决精通马列主义任务的最重要的道路”《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6页。。所以，从1939年起，《党史》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话语建构的重要话语资源和参考，也成为中共据此建构并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话语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的关键因素。因为“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7页。。事实上，借助《党史》建构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既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获取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参照，寻求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习得联共（布）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更有助于习得联共（布）建构政治权威的政治技术参见拙文：《“历史”的选择与革命的建构——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探因》，《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再次，《党史》获得了中共革命领袖垂青，凸显了话语选择的自主性。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页。基于共同的时代背景和革命语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毛泽东就对十月革命开创的“俄国道路”倾注了极大热情，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当凝聚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革命真理”一经问世，借助《党史》建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就成为毛泽东的当务之急和现实之选。1939年2月，《党史》首个中译本在重庆出版，5月延安版面市，毛泽东主导的研习活动便由此开始。他对身边的同志一再强调：“《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转引自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段》，《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第157页。所以，在整风运动之初，毛泽东即将《党史》列为学习马列主义的“中心的材料”《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3页。，并且强调“其他一切均为辅助材料”《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第56页。；而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党史》，因为它是叙述和归纳“世界革命的经验”的“理论书”《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3页。，也是“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的关键；即便是在中共八大前后反思斯大林模式之时，毛泽东仍坚信《党史》“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的第一部这样的书”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2页。。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各种场合特别是各类会议、报告和演讲中，先后16篇次直接论述、援引和评价《党史》，间接评析还有7次；就其评判取向而言，直接肯定性论述超过20次，否定性论述仅有3次。众“扬”寡“抑”，足见毛泽东对《党史》的重视，此举也为中共借助《党史》建构革命话语创造了重要的历史主体条件。
最后，《党史》提供了革命话语交流媒介，创设了党际和谐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其路线、方针和政策上的指导，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是题中之义，在关涉到革命话语建构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亦是如此。《党史》出版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立即发出建议，不仅要求各支部“联系帝国主义战争，充分利用《党史》，改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学习”转引自闻一：《为什么〈联共(布)党史〉会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必读教材》，《学习时报》2007年1月15日。，同时还要保证“每一个党员有一本《党史》，并且研究它，使它成为每个党员的指南”，运用一切方法将《党史》传播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各个成员和团体中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29页。。在此之前，联共（布）中央也发布相关决议，认定《党史》的出版使各国共产党“得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新的强有力的武器，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联共（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70页。。《真理报》更在社论中热切地呼吁，“认真地、仔细地、坚持不懈地研究《党史》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职责”《深入研究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历史》，《真理报》1938年9月9日。。可见，基于当时的国际背景与组织规范，学习《党史》俨然就是共产国际各支部应尽的义务，也是对联共（布）政治理论学习运动的积极响应。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938年后中国共产党要在一系列的学习教育运动中借助《党史》建构革命话语了。简单说来，一是为了因应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要求与号召，二是为了赢得二者的信任、支持、援助，特别是希望借此协调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之间的关系。为此，中国共产党不下10次将《党史》纳入党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即使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仍高度评价《党史》，将其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概均是出于维系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之“最伟大的友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05页。之考量。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借助《党史》建构革命话语，既源于该文本与20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语境的高度契合，也因其满足了中国革命话语多方面的建构需要，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历史客观性与主体选择性的内在统一。
二、中国共产党借助《党史》建构
革命话语的路径形态
中国共产党革命建构话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理论为指导，在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和时代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建构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体系，借以掌握中国革命话语权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借助《党史》建构革命话语，实质上也因循了上述逻辑理路。主要呈现为如下几种路径形态：
一是基于报刊译介的革命话语建构。中国共产党借助域外资源建构革命话语，首要的步骤就是通过译介话语实现外部文本话语的“中国化”。《党史》问世前夕，中共中央特别发文强调要重视和改进党报党刊的内容，学会灵活的把马列主义及国际革命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6—758页。。此举为日后《党史》的系统译介奠定了组织和媒介基础。1939年，《党史》在中国翻译出版以后，为配合学习研究工作的开展，《群众》周刊率先完整地刊发了39篇《党史》“研究资料”（戈宝权翻译）。该资料由拜尔兴、雅罗斯拉夫斯基等苏联知名的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编写，是将《党史》关涉的重要事件、人物和理论问题逐个凸现，通过编撰详实的研究材料来阐释俄国革命背景、追溯联共（布）理论发展和总结十月革命经验，借以配合《党史》的系统学习。这39篇资料是研究俄国革命问题难得的阐释型资料，经由系统译介之后，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把握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趋势和认知中国革命特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群众》周刊还会同《解放》周刊、《新华日报》等报刊，将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学习《党史》的重要文件，斯大林、米丁等人阐释《党史》历史和国际意义的政论文章，《党史》学习的参考书目、名词解释、学习提纲，以及英、美、意、荷等国推介《党史》的国际经验，经由杨松、凯丰、丁达、心清、高粱等人的翻译刊发。此举为中国共产党学习《党史》提供了权威性的政治规范和典型经验，也为俄国革命话语中国化提供了历史和理论依据。此外，上述报刊还频繁刊文阐明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史》的“话语态度”。如1939年5月，《解放》周刊就曾高度评价《党史》是“最忠实、最完善、最成功的、充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对全人类有伟大贡献的一部光辉灿烂的党史，同时是一部俄国革命胜利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历史”《新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解放》第70期（1939年5月1日），第5页。；许立群、戈宝权、师哲等人也借《党史》出版周年纪念，撰文肯定其现实的革命意义，并对中国共产党借助《党史》推动革命发展寄予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值得注意地是，上述党报党刊以译介话语形态呈现的俄国革命，均与抗战以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任务（主要是干部教育、理论教育、历史教育）密切关联，译介活动在丰富《党史》历史内容、理论内涵和学习规范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译介形态的革命话语建构。
二是基于领袖诠释的革命话语建构。革命领袖是革命话语建构的核心主体，既富有将革命理论付诸于实践的革命热情，更肩负通过政治实践性研究诠释革命话语理论、建构革命意识形态的责任。延安时期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革命领袖群体，致力于通过推动全党研习《党史》，“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使之“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就曾将《党史》界定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同上，第802—803页。。1945年4月28日，毛泽东进一步认定《党史》“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0页。。纵观毛泽东研读《党史》的历程，这两次诠释最为典型和权威。究其缘由，上述界定先是肇“始”于党的干部教育，毛泽东认为学习《党史》就是掌握应当“长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学问”《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4页。，是能够帮助纠正党在路线斗争工作上的错误的；后是总“结”于修订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借助《党史》言明党的历史是“比较适合于”和“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6页。。新中国成立后，为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推进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多次提出现在的总路线就是《党史》第九至十二章的路线的说法。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既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者和领导者，也是外部革命话语的借鉴者和诠释者。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解决，是毛泽东读解《党史》的直接政治性目的；而推进《党史》革命话语在中国革命中的移植、运用、创新，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特定的共生成果，即建构中国特色的领袖革命话语，乃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另一重要形态。
三是基于政策设计的革命话语建构。政策设计是革命话语建构的实践性和经验性阶段，既为借助革命话语具体实施革命互动，更为上升实践经验建构革命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在建构革命话语的过程中，《党史》始终是以特定的政策“符号”出现于党的文件和政治操作领域的。早在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就将《党史》作为中级课程纳入干部学习规划，用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27页。；3月20日，《党史》被列入在职干部教育“甲类干部”（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的必读书目。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要求“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于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的学习，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恶劣的毛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8页。。1942年2月11日，《党史》被列入军队干部政治教育中理论教育的必读书目；4月3日，《党史》“结束语”作为延安整风必读的“十八个文件”之一，被纳入干部（包括学生）考试范围；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布全党整风学习运动指示，要求在整顿学风问题、党风问题和综合研究阶段，分别学习“结束语”第二至四条、第三至六条和全部六条。1944年2月，《党史》第一、二章关于反对民粹主义、经济主义、孟塞维克主义各节，被纳入延安一般机关学校政治教育内容之中，用以“说明革命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及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76页。。经由上述政策规范和实践，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党史》革命话语互动成果的初步形成。同时，反映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党史》作为被引最频繁的革命话语“符号”，既用以揭示中国共产党“从小组到全国”的建党规律，又成为“学习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经验”必读的“五本马列主义的书”之一《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1、294、296、351页。。中国共产党运用自上而下政策话语模式，借助《党史》建构中国革命话语，在推动全党深入认知、理解和普及俄国革命话语的同时，也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意志。
四是基于大众普及的革命话语建构。马克思指出，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和指导实践。如何借助《党史》建构“彻底”的革命理论，借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革命”成果，并“继续用革命精神”完成“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6期。，就成为1949年之后中国革命话语建构的核心任务。而其中的关键点，就是要建构平民话语形态的革命话语，以适应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学习《党史》运动由“政党行为”向“国家行为”、“全民行为”的转化。鉴于上述历史背景和建构要求，中国共产党首先立足于解决两个突出的话语建构问题。一是“学什么”的问题。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1953至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特别开列出由列宁、斯大林等人撰写的26部论著，作为配合学习《党史》第九至十二章的必读书目，借此保障系统化和具体化地学习苏联经验。二是“如何学得好”的问题。同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布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做好培养和训练理论教员、辅导员，编写教学提纲、参考资料及成立学习室三项工作，以此实现有重点地通过“历史”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在具体学习中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借助《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介进行深入地舆论鼓动，着力普及“苏联走过的道路在基本上正是我们所要走的，苏联当时所遇到并加以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正是我们所要遇到并加以解决的”《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是全党干部的重要任务》，《人民日报》1953年4月25日。革命观念，借以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即《党史》就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此外，大量《党史》学习资料也在同一时期被系统译介出来，如《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的实践》、《苏联共产党五十年》、《学习〈联共（布）党史〉与〈斯大林传略〉的文艺参考资料》等，此举意在通过补充联共（布）党史和《党史》的学习规范，全方位、大众化地普及苏联经验。可见，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全面借鉴《党史》具体化、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话语资源及其教育普及经验，既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帮助中国共产党建构了平民话语形态的革命话语。
中国共产党借助《党史》建构革命话语，主要包括了译介话语、领袖话语、政策话语和平民话语四种形态及其路径，体现了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建构的一般规律，也因应了中国革命话语建构的客观历史需要，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认知认同与权力掌控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借助《党史》建构
革命话语的价值内涵
《党史》之所以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宣言歌之歌”，就是因为它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指导作用。对于中国革命而言，《党史》实际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建构的重要历史和理论支撑，其基本价值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借助《党史》诠释了中国革命历史主体的发展道路与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能否建构积极的革命历史主体和领导核心，是正确选择革命道路并确保革命胜利的根本。在中国革命话语建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借鉴《党史》的话语资源，着重阐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历程、经验和规律等革命基本问题。此举意在揭示中国革命历史主体的建构规律，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由“简”到“巨”、由“小”到“大”，以及掌握革命话语权以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早在1942年11月23日，毛泽东就依据斯大林及《党史》“结束语”之经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毛泽东认为，经过21年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向着布尔什维克化”的布尔什维克党，“但还讲不到‘化’”。究其缘由，中国共产党还未能将自己“看着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负责创造无产阶级底其它一切形式的组织——从职工会到全国党团——的使命”毛泽东：《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942年11月2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出版社不详，第294页。。那么，如何才能建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革命历史主体，以确保中国革命道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呢？毛泽东认为必须借鉴《党史》“结束语”的第一条经验，建立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和“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1—262页。。此外，如果从具体借鉴联共（布）历史经验和方法论考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肯定了《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的说法，即“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同上，第291页。。毛泽东将其简单地概括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并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都应该且必须经历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次根据变化了的世界局势和革命要求，明确上述《党史》提供的科学革命政党的建构“辩证法”，即“从小组到全国”的历程和规律。毛泽东呼吁联共（布）在修改《党史》时，不要将此段经典论述修改掉，并表态中国共产党也不会如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之所以多次借助《党史》比照中苏两党建党历程，并着重诠释联共（布）曲折发展和螺旋上升的革命道路，既在于它能启迪和昭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及其肩负的历史使命，又在于它可以帮助民众理解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国际背景。
第二，借助《党史》探求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原则、方针和基本策略。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关键在于建构符合中国实际、利于掌握中国革命话语权力的斗争方略。中国共产党借助《党史》的革命话语内容，既输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般内容，更在具体的实践领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手段，特别是开展党内斗争的方针与方法。从理论借鉴层面看，首先是强调要“根据对革命运动的关系条件、国内外具体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同时顾及各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942年11月2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第296页。来制定党的各种口号和指示。毛泽东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政策口号，都是依据国共合作和各阶级合作的条件来设计，并且是要在“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指示的正确性”毛泽东：《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942年11月2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第297页。。其次是强调要把革命的原则性和配合联系群众结合起来，既反对关门主义，也反对尾巴主义，要做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集体农庄、打大城市等最高原则，是我们党建立最高的目的，忘记了就不算是共产党员，可是还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同上，第298页。。再次是强调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与最大的限度的灵活性相配合，掌握各种斗争与组织形式，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与革命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并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毛泽东认为，此举正如“我们曾经打到地主，现在要联合地主，过去曾没收地主的土地，现在变减租减息，交租交息，这就叫灵活性，机动性，绝不是丧失革命性”同上，第298页。。从微观实践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侧重于借助《党史》具体阐释党内斗争的手段与方法，以获取直接的革命斗争经验与指导。如1941年5月，毛泽东就曾批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乱斗法”，缺乏《党史》“结束语”第四、五条概括的斗争经验，也就是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作斗争并粉碎他们，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6—347页。。次年2月，在谈及如何对付混进党内的敌人和敌对思想时，毛泽东强调“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而对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则适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同样是对《党史》“结束语”第四、五条经验的借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5页。。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见，无论是诠释一般性的革命斗争原则，还是直接借鉴具体的斗争方式，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借助《党史》建构革命话语的根本旨归，这既获取直接借鉴的俄国革命经验，缩短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斗争规律的时间，更在多维层面丰富中国革命话语体系。
第三，借助《党史》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未来前景和具体的发展道路。中国革命未来将走向何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将遵循何种逻辑进行哪些政策设计和制度建构？这是建构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必须直面的问题。1941年5月，毛泽东就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调，学习《党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同上，第803页。。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又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我们读过《党史》，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政策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408页。从上述话语不难发现，在革命的逻辑思路上，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应当吸收俄国革命道路的经验和精髓，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实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不断发展和创新理论；在革命的未来前景判定上，中国共产党应当引领中国革命的未来，要通过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实施社会主义计划来创造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在实践路径上，建国以后毛泽东更是强调要“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05页。，强调制定和贯彻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特别注重借助《党史》以便“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在毛泽东看来，归根结底是苏联最终用极大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而“苏联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4页。。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走俄国人的道路”充满了政治热情，不仅乐于借助《党史》诠释中国革命的未来前景，更有志于利用俄国经验推进中国“继续革命”。
第四，借助《党史》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及其相关应对策略。中国共产党利用《党史》建构革命话语，尤为注重发挥其求真致用的历史功能，既表现为如前文借助《党史》诠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还表现为利用《党史》明辨中国革命的得失。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视《党史》为镜鉴俄国革命历史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范本。1942年11月，毛泽东虽名义上借“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论述党的建设问题，实际上则是对《党史》“结束语”中俄国革命经验的系统化和“中国化”阐释。具体说来，毛泽东强调一是“要有革命的党，要有领导一切的党”，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九一决定”和“增强党性的决定”，以统一党的领导；二是“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实践联系”，这已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和“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得以明确规范；三是要掌握正确的革命斗争方针与方法，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四三决定”、“关于群众的决定”、“三三制”、“论党内斗争”、“中央巩固党的决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件，即是有针对性的革命举措毛泽东：《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942年11月2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第302—303页。。不仅如此，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党史》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参照。一方面，是借助《党史》评价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称其“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归根结底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另一方面，是以十月革命胜利20年后才编撰《党史》的史实，重点揭示中国革命24年经验总结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修订之不易，并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同上，第296页。。此外，若具体到对《党史》经验的借鉴，1943年11月，在阐释遵义会议前后党的路线问题时，毛泽东提醒全党“《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81页。；1954年9月，毛泽东借助《党史》结束语第二条经验，要求全党要勇于批评并分析批评，“不要造成偶像”《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7页。；1957年1月，毛泽东告诫全党，由斯大林撰写的《党史》辩证法章节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全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应对各种新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4页。。纵观中国革命话语建构的历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学习《党史》经验总结之“经验”，既为获得镜鉴，更为总结自身，进而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
可以说，通过一系列的理论运动和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成功借助《党史》诠释中国革命道路、探求革命斗争策略、展示中国革命前景和总结中共革命经验，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内容及其体系。
四、中国共产党借助《党史》建构革命
话语的当代启示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中国共产党借助《党史》之类的域外文本资源建构中国革命话语，既丰富了中共革命话语内容，也积累了话语建构的宝贵经验，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无疑对推进当代中国话语的时代建构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一是建构当代中国话语需要继承中国革命话语内容。时代话语建构需要关照历史、融合古今，任何隔断历史、背弃传统和忽视经验的做法，最终只能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当前，建构中国话语仍需要借鉴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内容，特别是充分运用其中适应时代需要的革命经验因子、革命经验元素、革命经验记忆陈金龙：《中国革命经验与毛泽东建设话语的建构》，《现代哲学》2013年第5期。，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话语和改革话语。所以，我们要通过彰显中国革命话语的时代价值，增进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历史认同与话语自信。特别是要借鉴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以来借助《党史》建构革命话语的成功经验，注重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阐释，确保当代中国话语建构的科学性与先进性，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者和“告别革命”者别有用心的话语构陷。
二是建构当代中国话语应当吸纳国际话语建构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获得成功的关键，离不开毛泽东参照俄国革命经验建构的革命话语，亦离不开邓小平参照国际经验建构的改革话语。究其缘由，“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1471页。。及至当前，我们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内外环境和发展重任，如何“观察”和“考虑”中国问题，仍离不开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积极参照国际经验建构中国话语，任何罔顾域外经验、无视国际文化的话语建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因此，立足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建构当代中国话语、发出中国声音，需要兼顾本土特色与国际风格，融合东方与西方价值观念，这是中国话语获得国际社会理解、认同和支持的关键。
三是建构当代中国话语需要借鉴中共话语建构经验。当前，关注中国问题、讲好中国话语，不仅要借助域外资源“为我所用”，更要注重对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历史经验的借用，而毛泽东借助《党史》建构中国革命话语就是其中的典范。具体说来，一是要坚持“以我为主”的话语建构思路。1942年，毛泽东强调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6页。。二是要坚持联系实际的话语建构原则。毛泽东认为，一定要学习“列宁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来建构中国革命方略，而不是机械地照搬照抄同上，第406—407页。。三是要坚持批评创新的建构视角。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既要批判斯大林及《教程》中的错误，更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同上，第407页。。唯有如此，方能建构一套既承接传统又变革创新的时代话语。
四是建构当代中国话语重在体系建构和掌握话语权。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之所以借助《党史》建构话语，其基本思路就是希望借用斯大林的政治哲学和革命逻辑，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延安话语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籍此廓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话语痼疾，应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话语挑战。新时期，在建构中国话语的过程中，如何打破西方话语的长期垄断，消解东方话语失衡的窘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扩大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就成为创新中国话语建构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们需要借鉴中共政治话语建构历史经验，特别是要善于建构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于一体的话语体系，以此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掌握中国在国际事物中的话语权力。
综上可见，民主革命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多种资源建构革命话语，《党史》是其中关键性的历史文本。中国共产党借助《党史》建构革命话语，不仅有助于拓宽中国革命的国际视野，帮助认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有助于增进民众对中国革命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为推动中国革命话语的大众普及、情感调动、实践激发和经验升华奠定了基础参见拙文：《话语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也为建构当代中国话语提供了话语资源、本土经验和历史启示。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看到，《党史》自身存在的革命话语绝对化、阶级斗争尖锐化等话语痼疾，联共（布）和斯大林在建构《党史》话语时秉承的“为政治而党史”的话语逻辑，以及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下中国革命话语资源选择和话语建构的功利性等问题，都是掣肘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是当代中国话语建构必须加以规避的。
（责任编辑欣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