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移动通信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宣告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社会各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教育技术领域中，数据收集、存取、分析工具和处理技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研究方法的变革提供支持。文章通过对历年来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取向的回顾来分析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再以2000年以来出版的《日本教育工学会论文志》文献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分析对象，归纳并总结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以期为中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提供参考。
关键词：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发展历程
一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变迁
日本《教育工学事典》[1]指出，教育技术学一方面以教育为研究对象，与人类的学习和发展等人文科学相关联；另一方面以信息通信技术及媒体的应用为研究对象，与科学和技术等理工学科相关联。这种跨领域的融合创新为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能够更全面深刻地解释教育现象和问题。永野[2]认为教育技术学并没有统一的方法论，它是由持有不同方法论的众多研究领域集合而成的学科体系。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受元理论方法论变革的影响，野家[3]提出科学研究方法正在从逻辑学向解释学演变。逻辑实证主义作为逻辑学的主要理论，采用客观量性的研究方法诠释科学理论；而解释学对科学的认识基于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利用解释性的质性研究方法剖析对科学的认识。日本教育技术学经历了从行为主义向社会建构主义范式的转换过程，其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相似。本研究以菅井[4]提出的四个重要研究取向为标准，对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变迁展开讨论。
1实验研究取向
20世纪中叶，日本教育技术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基于普遍主义立场的“实验室研究”，该方法通过精心设计研究过程，创造高度控制干扰因素的实验室环境，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便从中得出普遍性规律[4]，被广泛地应用于基于实证研究的行为科学中，如教学实验、标准化测验、调查法等，通过测试或调查问卷来收集、统计、分析数据。受行为主义主导，研究者将其应用于教学研究、教辅系统研发等各类研究实践中，力求使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和普遍性。但该方法主要是将数值量化后进行统计分析，再将数值还原为有意义的解释，导致将研究对象和过程都孤立起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常被质疑为仅在“实验室”内有效。
2生态学研究取向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生态学研究的影响下，关于学习和认知的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生态效度观点的提出为契机，日本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开始考虑环境和情境等因素[4]。生态效度观批判性地指出人为控制下的实验室研究脱离日常生活、忽略环境因素影响，提出将内在认知信息处理模式和生态学研究方式相结合，以便于从整体着手研究人类的认知活动。受此观点的影响，日本开始关注学习所依存的历史、文化、社会等背景因素，并为学习赋予了新的意义和解释。从而，对真实情境下的学习活动进行观察分析的实地研究日益增多，使得解释性的研究方法开始逐渐受到关注。
3建构研究取向
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学校课程标准和学习指导要领引入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建构主义研究开始在日本流行，并发展成为该时期教育技术学的指导性理论。久保田[5]指出建构主义多采用解释性的质性研究法，如观察法、访谈法、实地研究法等，结合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学习进行比较，对事前与事后评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测定显著性差异来解释建构研究的有效性。然而，建构主义将知识解释为个体与事物、环境交互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忽略了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随着文脉情境主义的发展，建构主义从而逐渐瓦解[4]。
4社会建构研究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分布式学习理论的出现，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势如破竹。社会建构主义主张个体认知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与他人的讨论中会不断地被调整和修正。山田[6]认为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会在与他人或学习辅助工具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再构建。立足于社会建构主义立场的研究方法重视背景和文脉等因素，否定数据的一般化。因此，重视基于社会建构研究的协作学习，研究方法多以质性研究为主，如观察法、行为研究法等。但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仍然亟待继续深入研究，目前并未确立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4]。
二研究方法抽样分析
2000年以后，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为掌握该时期研究方法的特点与趋势，本研究以《日本教育工学会论文志》为数据来源进行抽样分析。该刊物为日本教育工学会唯一的学术期刊，每年度发行1卷，包括正刊4期、增刊1期及英文特刊1期。而日本教育工学会为日本教育技术学领域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学术影响力最强的权威学术团体[7]，故以该期刊为分析对象更加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本研究通过对2001～2016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筛选，除去英文特刊，从78期刊物中共获得1385篇日文文献，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1基于文献类别
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主要包括基础类研究、开发类研究和实践类研究三种。其中，基础类研究着重于根据学习者外在行为的变化来测量学习者和学习过程所发生的变化；开发类研究则重点关注研发和应用信息技术、教学资源等内容，探究有效的教学和学习方法；实践类研究则关注已被证实有效的理论和观点，并将其应用于教学实践中[8]。《日本教育工学会论文志》收录文献的类别包括学术论文、学术资料、简短论文、特约稿等四大类，审稿时会根据研究内容和内外效度等进行归类。从2010年起学术论文类又被进一步细分为基础类、开发类和实践类。具体而言，基础研究论文应具有独创性和可信度，并具有能促进学科发展的特点；教育系统开发论文侧重系统开发；教育实践研究论文则以教学实践为主。另外，学术资料多为研究报告和数据等；简短论文则因篇幅限制，多精简背景描述等内容，更重视创新性和新奇性。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第3期均设置年度主题，代表该年度关注的热门研究内容，如图1所示。因每年度从四月算起，故2016年度第40卷第3、4期及增刊还未发行，故暂不考虑。
图1日本教育工学会论文志的文献数量及种类（2001～2016年）
从图1可知，自2002年开始文献总数呈递增趋势，2005年数量翻倍，2006～2012年刊发数量较为稳定，而2013年起又开始减少。从类别分析可知，学术论文类数量并无显著变化，而学术资料类却明显减少。在研究内容逐渐扩宽的背景下，并未增加收录文献的数量，而是逐步降低学术资料类所占比例，这说明审稿标准逐渐趋于严格，形成了更为完善、体系化的评审标准。此外，通过分析三个子类学术论文的文献收录情况可知，开发类论文呈逐年递减趋势，且2015年以来仅有1篇，这说明虽然2010年出于对教育系统开发的重视而提出这一文献类别，但由于仅停留在开发阶段的研究很难有严谨的数据分析和效果验证，因此，开发类研究的论文很难被采用。而实践类文献数量虽然在2010年刚分类时较少，但近几年在数量上不断增加甚至呈现出超过基础类研究的趋势，说明日本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不仅重视理论创新，更重视实践探究。
研究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研究者的认识论观点，即上文提到的采用定量实证方法的逻辑实证主义和采用定性解释方法的社会构成主义。为了分析文献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剔除特约稿等55篇非研究性文献，最终获得文献1330篇。其中，特约稿等所占比例如图1所示。按照定量实证方法和定性解释方法分类后进行卡方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1、表2所示。定量分析论文有1084篇，占总数的81.5%；定性分析论文有246篇，占18.5%。其中，定量分析多采用标准偏差分析、方差分析、因子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并将多种分析方法结合；定性分析多采用面谈法、观察法、实地考察法、KJ法（又称A型图解法）、谈话分析、语言分析等方法。
在对文献类别分组与研究方法分组进行卡方检验后，其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从表1可知，学术论文与短论文多采用定量实证分析，而学术资料多采用定性解释分析，这说明日本依然重视实证性的定量研究，而解释性的质性分析研究由于实证性较低，多收录为学术资料。参考清水[9]对学习阶段（初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分组的数据分析结果，与研究方法分组进行卡方检验后也发现具有显著性差异，如表2所示，有关幼儿园到高中教育的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而定性研究多为对大学教育或者对社会人的教育的研究。由于日本研究者大多在大学就职，难以融入初、中等教育进行实地研究或观察，而且访谈法和对话分析等很多定性研究方法也不适用于初等教育，因此，定性研究方法多集中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2基于研究的实践性
日本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以实践为导向，如向后[10]将分子生物学的条件干预分类方法应用于教育技术学中，将研究方法按照严密条件控制下的实验室研究（简称Vitro研究）、某种程度的条件控制研究（简称Vivo研究）、真实的教学环境（简称Situ研究）和调查研究等四个标准进行分类。其中，Vitro研究将因变量减少到最低，通常研究学习者个体表现或系统性能；Vivo研究是为了适用于真实教育情境，牺牲一定程度的条件控制，增加不可控的因变量（如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以换取更高的外部有效性；Situ研究是验证设计方案或新系统的效果，多采用设计实验的方法或行动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则是不实施任何干预进行分析调查。具体分析这四类研究可知，Vitro研究和Vivo研究多为开发设计类基础性研究，而Situ研究和调查研究多为改善学习效果的实践类研究。
由于增刊的短论文多为研究的初中期结果，而Situ研究居多，导致数据分布失衡，因此本研究剔除了增刊的758篇简短论文，而对学术论文和学习资料这两类的597篇文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Vitro研究和Situ研究的数量接近，Vivo研究数量最少，调查研究数量最多。进一步通过X2检验可知，组间存在显著相关（X2=104.814，P＜0.05），说明实践调查研究与基础类实验研究的比重接近。在此分组基础上按论文类别分类，得到学术论文（含基础研究论文、教学系统开发论文和教学实践研究论文）434篇、学术资料163篇。图3为对这两类文献中四种研究所占比例的比较分析结果，其中学术论文多为基础类的实验研究，学术资料则更多为实践或调查研究性内容，这说明实验、实证型研究更容易被收录为学术论文，而实践调查类研究多被认定为学术资料。由此可见，基础类的Vitro研究和实践类的Situ研究数量接近，而按照论文和资料分组后，Vitro研究基本按照学术论文收录，Situ研究则半数按照学术资料收录。鉴于学术论文与学术资料的区别在于创新性和独创性，以改善现状为出发点的实践研究很难有独创。
3基于分析方法
本研究对包括增刊短论文的1330篇文献进行数据分析方法的总结，因为短论文中有具体的数据分析分法，适合通过分析方法进行描述。通过关键词“分析”检索共得到836篇论文，再删除不涉及分析方法的254篇论文，最终得到582篇论文。根据对文献的分析方法进行归类分析后得知，采用方差分析的研究最多，约占总数的一半，其次为因子分析。所有论文共使用了732种分析方法，远大于抽样的文献总数，这说明不少文献中结合了多种分析方法。其中，86.7%的论文采用显著性差异的有无来进行论证。此外，关于使用分组对比的情况，抽样文献中有63篇使用实验组和对照组，25篇使用学习优良组和学习一般组，180篇则按学校和学年分组，另外还有按性别（43篇）、按能力（8篇）、随机分组（10篇）的分组方法。由此可见，日本极其重视数据分组对比的分析方法，对于教育实际情况考虑到不同层次、年级、性别、学时等各类因素，通过对比分析来论证有效性。
三特点与启示
通过文献的统计分析，同时对比我国教育技术学，可以发现日本教育技术的研究方法有如下几个特点：
1重视定量实证研究
总体上看，日本文献中的定量研究占总数的八成以上，为定性研究的4倍多，且定性研究多被认定为学术资料，而非学术性论文。对比中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以胡来林[11]的抽样分析为参照，在所选的480篇文献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比例约为9：1，与日本完全相反。此外，在中国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定量研究多集中在高等教育中；而在日本，定量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而高等教育更偏重定性研究。总体上说，日本正在从定量实证研究向定性解释研究转变，但更重视定量实证研究，且呈现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趋势。相比之下，中国的相关研究则多从定性角度出发，具有描述性和综述性的特点，导致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比例严重失衡。因此，今后中国应加大定量实证研究的比例，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推进研究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2注重研究实践性
通过分析可知，日本七成以上的研究是围绕实践展开的，调查类仅占两成，且多被认为学术资料，这说明日本更重视研究的实践性，并且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创新性。也就是说，研究者会提出新方法、新观点，或开发新系统、新模型，再通过实践证明其有效性。例如，研究者在实践中测定新系统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对传统学习环境和新开发的学习环境进行差异分析、验证教学设计模型对改善教学活动的有效性等。而中国多为书斋式的研究，倾向于通过阅读文献或资料进行思辨、概念推理和归纳[12]。因此，中国有必要借鉴日本重实践分析的特点，注重将研究成果在实践中验证并推广，促进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提高中国学科建设和实践应用的水平。
3采用多元化分析方法
日本的分析方法具有多元化、跨学科的特点，善于结合来自不同学科的多种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证，并且在数据分析中能从多个维度展开，使得分析结果更为全面、客观，有助于增加研究的外在效度。相比而言，中国相关研究的分析方法较为单一，能从多个维度进行数据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此外，长期以来研究方法并无太大变化，主要使用解释结构模型法、S-P分析法、比较分析方法等，结合多种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比例也比较低[13]。因此，中国研究者有必要重视采用多元化的分析方法，注意分析过程的严谨性，增强分析结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4促进多学科融合和国际化发展
日本教育技术学除引用教育学的方法外，还融合了教育心理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还呈现出多学科融合和国际化的趋势，逐渐纳入更多新的内容，如生物学、现象学、人种学等。比如，研究者利用生物学研究方法，测定学习过程中眼球运动、眨眼频率、心跳等生理指标；利用人种学研究法开展实地调查，以定性研究法分析异文化体验和学习情况等。此外，日本紧跟世界技术前沿，积极利用新技术开展了各类研发实践，如利用VR技术开发虚拟提示系统、利用AR工具与传统书籍结合开发新教材等。相比之下，中国的跨学科研究还存在诸多壁垒，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促进多学科融合和国际化的发展，积极培养跨学科的综合性人才，同时完善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提高研究的综合水平，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