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建 方锦程
〔提 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恐怖主义经过三轮扩散，在中亚、南亚北部、西亚和北非以及萨赫勒地区的广大地域形成了新的“动荡弧”。在此“动荡弧”上，国际恐怖主义既各自为阵又彼此相连，形成了四大分中心的辐射区。国际恐怖主义和本土恐怖主义彼此勾结、相互借助、合流共存的共生关系是当前恐怖主义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国际恐怖主义打而不死、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恐怖主义的扩散不仅对全球反恐斗争造成了巨大挑战，而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海外经济利益、边疆安全和内地稳定以及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
鉴于此，中国应在全球、地区、国家间以及国内四个层面上促进反恐合作，应对恐怖主义的挑战，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关 键 词〕恐怖主义、“动荡弧”、反恐
〔作者简介〕刘青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方锦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5）4 期0114-13
“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迅速扩散，在中亚、南亚北部、西亚和北非以及非洲萨赫勒（Sahel）地区[1] 的广大地域形成了恐怖主义新的“动荡弧”（Arch of Instability）[1]。本文将探讨在此“动荡弧”上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及其最突出的特点，分析该“动荡弧”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海外经济利益和边疆安全构成的威胁，提出应对措施。
一、恐怖主义“动荡弧”的新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十余年间，国际恐怖主义经历了三轮扩散。第一轮扩散是2001 年阿富汗战争开始之后至“阿拉伯之春”前。2001 年阿富汗战争之后，全球反恐合作力度加强，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向东西两个方向转移：向东进入巴基斯坦、中亚和中国西北部，因遭遇美国反恐部队的有力遏制和上海合作组织（SCO）联合反恐的沉重打击，最终滞留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地带，如依托兴都库什山脉的有利地形以及阿巴边境地区普什图族的支持和保护得以负隅顽抗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残余势力；向西经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也门、埃及进入北非马格里布地区（Maghrib，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国），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转移重组，并在所到之地寻找新的结盟对象以壮大队伍，如其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2] 及“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之结盟。
第二轮扩散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借西亚北非变局和利比亚战争之机，国际恐怖主义向南部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交汇的半沙漠地带——萨赫勒地区扩散。西亚北非变局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国际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生存空间，从而使它们向南部转移，而利比亚战争中武器的流失、马里的内乱以及萨赫勒地区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则为国际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扩散提供了便利。此间，原本活动于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将其势力延伸到利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等国，通过与其他恐怖组织的勾结和改组，不断威胁西部萨赫勒地带的稳定。与“基地”组织有着密切联系的尼日利亚本土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1] 异军突起，频繁制造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并在与尼日利亚政府军的交锋中逐渐向东北部边界流动，游走于北部高地、东部山地和东北部的盆地地区，对尼日利亚及其周边国家的安全局势造成了巨大挑战。
第三轮扩散就在当前。国际恐怖主义趁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和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之际，正在向西亚北非地区回流。美国长达十多年的反恐战争不但没有给阿富汗和伊拉克带来稳定与安宁，反而使两国国内恐怖活动有增无减。美国企图全面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也趋于流产。为制衡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通过加强军事同盟、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方式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为此，美国不得不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借此机会，一方面，“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企图东山再起，加紧了在叙利亚推进“大叙利亚”战略，图谋建立跨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大伊斯兰国。[2] 由“基地”组织骨干成员组建的神秘极端组织“呼罗珊集团”（Khorasan）的威胁已渐露端倪。[3] 阿富汗的塔利班与“基地”组织活动也更加猖獗，进一步危害周边国家。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已遭塔利班的渗透，危及印度边境的安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IMU）以阿富汗北部为跳板，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各国活动频仍。另一方面，产生于叙利亚的“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并向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蔓延。该组织宣称拥有3 万多名成员，占有大量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熟练掌握通讯技术手段和军事运作手段，资金来源广泛，能自给自足。[1]2014 年以来，“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趁乱做大，凭借强大的战斗力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攻城掠地，公开宣布建国。该组织的统治结构相对完善，不仅建立了立法、安全、军事、财政、情报等九个委员会，还在攻占地区建立严密的管理机构。[2] 当前，“伊斯兰国”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及恐怖组织效忠，其活动的地区已成为恐怖主义泛滥的渊薮。
国际恐怖主义的扩散已在地缘上形成了恐怖主义新的“动荡弧”。该“动荡弧”东起中亚，向南经阿富汗、巴基斯坦到达印巴边境的克什米尔地区，再向西经伊朗高原到达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广大中东地区；并以中东为中心，继续向西经红海延伸至北非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再到西非的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等国，向南经亚丁湾蔓延到非洲之角的索马里，直至肯尼亚腹地。
目前，在这一“动荡弧”上已经形成了四个分中心的恐怖主义辐射区。一是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为中心的“大呼罗珊”[3] 恐怖主义辐射区。除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它还囊括了伊朗东北部以及中亚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近年来，该地区每年发生几千次恐怖活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已经成为全球恐怖事件最多的国家。[4] 二是以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为中心的“大叙利亚”恐怖主义辐射区。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已经成为恐怖主义重要据点，其辐射范围包括了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全部中东国家。遭受恐怖袭击最多的国家大部分集中在中东地区。由于叙利亚内战和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暴恐走廊逐渐成型。“伊斯兰国”模式正在催生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生态，并逐渐蔓延至阿拉伯半岛、北非、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三是以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尼日利亚为中心的“萨赫勒”恐怖主义辐射区。该辐射区西起撒哈拉沙漠的马里和阿尔及利亚，东至利比亚和西奈半岛，南跨萨赫勒地带至尼日利亚东北部，沿该地带向东至索马里已成为极端恐怖主义势力的泛滥之地。[1] 在萨赫勒地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圣地”、“血书组织”（al-MulathamunBattalion）等恐怖势力借助有利的山区和沙漠地形，依托跨国少数民族，通过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方式，游走于该地区国家之间，对抗该地区国家对它们的打击。四是以也门和索马里为中心的亚丁湾恐怖主义辐射区。近年来，“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AQAP）以也门为跳板日趋壮大，它们利用南部分离势力、胡塞武装（Houthi Rebels）和部族暴乱不断发动恐怖袭击。[2]2015年初，什叶派的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政府，“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活动更加活跃，趁机攻占了也门政府军一座军营，夺取大量重型武器。[3]“伊斯兰国”也积极向也门渗透，并宣称对造成137 人死亡和345 人受伤的清真寺自杀袭击案负责。[4] 逊尼派的极端恐怖组织与什叶派的叛乱武装相互角力，已使也门处于内战的边缘。在非洲之角，与“基地”组织结盟的“索马里青年党”甚嚣尘上。在索马里过渡政府、非盟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联合打压下，该组织以索马里中南部为据点向周边国家扩散。[5]
二、当前恐怖主义的突出特点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扩散具有范围的跨国性、手段的灵活性、方式的渗透性和过程的共生性等特点。根据对这一“动荡弧”上25 个国家的不完全的统计，恐怖袭击次数已从2001 年的400 余次增加到2011 年的3500 次，2013年又增至9000 多次。[1]2014 年以来，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恐怖活动仍在飚升。
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利比亚、尼日利亚和索马里是受恐怖袭击最多的国家，其中阿、巴、伊三国名列前三，是全球受恐怖主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恐怖主义组织常常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等灵活的手段与单个国家周旋，形成了跨国活动的运作模式，如“伊斯兰国”、“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等恐怖势力对地区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恐怖组织利用这些地区破碎的地缘政治生态、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和民族宗教冲突，通过施加有效的基层管理和各种形式的宣教活动将极端思想传播渗透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国际恐怖主义在其扩散的过程中，与所到之地的本土恐怖势力（主要由本土的宗教极端势力和反政府武装色彩的恐怖势力构成）相互勾结，合流共存，成为当前恐怖活动扩散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第一，国际恐怖组织依靠本土恐怖组织在所扩张的地区扎根生存，并将其融入国际恐怖主义网络之中。伊拉克战争后，“基地”组织通过多中心化的运作模式，不仅巩固了同原有分支的关系，还不断寻找新的同盟。2006 年“基地”组织就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结成联盟，将其打造成“基地”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分支，然后以“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为中心在该地区进行恐怖主义扩张，吸引本土恐怖势力的追随。马里内乱期间，“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还聚集了“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和“伊斯兰捍卫者”等宗教极端势力。2012 年2 月，“索马里青年党”首领艾哈迈德·阿布迪和“基地”组织首领扎瓦西里（Ayman Zawahiri）宣布了两个组织的结盟关系。[2] 二者结盟使“基地”组织将其恐怖势力直接延伸到东非地区。叙利亚动荡以来，“基地”组织领袖扎瓦西里多次发布网络视频，号召叙利亚国内及周边国家加入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圣战”。2014 年以来，“伊斯兰国”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扩张的新生力量，利比亚和也门等地的恐怖袭击[1] 表明，在局势动荡的国家和地区吸引追随者、扎根繁衍恐怖势力已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战略目标。在“伊斯兰国”的号召下，国际恐怖组织和本土恐怖组织新一轮的合流共存正在发酵。
第二，本土恐怖组织借助国际恐怖组织的资金、技术和网络等现代手段进行恐怖活动，扩大影响。如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就与“基地”组织关系十分密切。[2]“博科圣地”不仅寻求“基地”组织的资金支持，还在“基地”组织的资金出现短缺的情况下向其学习获取资金的新手段。有证据显示，成百上千名“博科圣地”成员曾通过各种灵活方式接受“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训练，熟练掌握了恐怖活动的策略和手段。“基地”组织的惯用伎俩，如炸弹袭击、暗杀、武装突袭等手段和“地下”活动，已成为“博科圣地”的主要袭击方式。[3] 此外，中亚地区的“乌伊运”、萨赫勒地区的“西非圣战统一运动”（MOJWA）、埃及的“耶路撒冷支持者”(Ansar Bayt al-Maqdis)等本土恐怖组织都曾经或正在受国际恐怖主义之惠。在效忠并得到“伊斯兰国”的支持后，活跃于西奈半岛的“耶路撒冷支持者”已不断向埃及其他地区扩张。[4]
第三，国际恐怖势力和本土恐怖势力沆瀣一气。近年来，国际恐怖势力和本土恐怖势力的相互借助更是花样百出。以建立政权、抵制西方、仇视什叶派为目标的“伊斯兰国”甚至宣称其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拥有权威地位。在很短的时间内，“伊斯兰国”便吸引了许多极端恐怖组织的追随，活跃于利比亚达尔纳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埃及“耶路撒冷支持者”、巴基斯坦塔利班和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等极端恐怖势力已先后宣布效忠“伊斯兰国”。[1]
第四，双核心、多层次的国际恐怖组织网络已然成型。在核心层：“基地”组织仍是国际恐怖活动的“图腾”；同时，“伊斯兰国”声名鹊起，与“基地”组织分庭抗礼。二者虽然彼此竞争，但在传播极端思想、扩张势力范围、延伸控制领地、发展恐怖同盟等方面却大同小异。[2] 它们以极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各地区的恐怖势力呈群蚁附膻之势。在中间层：“基地”组织的分支和“伊斯兰国”的附属是国际恐怖主义扩散的重要支撑。“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也门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拉克基地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等恐怖势力一直都是“基地”组织的中坚力量。而“伊斯兰国”已将西奈半岛的“耶路撒冷支持者”、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巴基斯坦塔利班、利比亚的“哈里发战士”（Jundal-Khilafa）、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等极端势力收于麾下。它们各自为阵，又相互协作，成为连接核心与外围的重要力量。在外围层：与国际恐怖组织及其分支机构极力勾结或受其影响的本土恐怖势力和恐怖分子暗潮涌动，如“乌伊运”、“安萨尔”组织（Asbat al-Ansar）、“阿布沙耶夫”组织（AbuSayyaf Group）、“血书”组织等，或是获取国际恐怖组织的培训和资助，或是为其提供人员补充和声势支援。
以上突出特点是国际恐怖主义打而不死、层出不穷、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合流共存的国际恐怖活动也使全球反恐斗争面临巨大挑战。在国家内部，恐怖组织的勾结与共生使很多国家面临着国家整合和社会治理的重大难题。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一些国家（如伊拉克、也门、利比亚、阿富汗）四分五裂，民族和宗教矛盾更加尖锐。在一些地区，恐怖势力甚至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它们对当地民众威逼利诱，迫使他们与其合作甚至加入恐怖组织，从而侵蚀了这些地区国家和社会的内聚力。在国际社会，国际恐怖主义与本土恐怖主义的合流增加了国际反恐斗争的难度，使控制恐怖主义的蔓延遥遥无期。当前，虽然美国已联合沙特、埃及等国组建了针对“伊斯兰国”的反恐联盟，对其进行轰炸围剿，但由于联盟内部矛盾重重，反恐合作效果不佳。
三、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威胁
中国与中亚、南亚、中东和北非以及萨赫勒地区几乎全部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近年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更加密切，贸易和能源合作日益加强，尤其是“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更为中国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合作描绘了美好愿景。然而，国际恐怖主义“动荡弧”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边疆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其一，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施的威胁。“丝绸之路经济带”出中国新疆，路经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最终到达莫斯科和西欧。“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好在“大呼罗珊”恐怖主义辐射区和“大叙利亚”恐怖主义辐射区上。中亚的“乌伊运”及其分支、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中东的“基地”分支和“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在这一地带猖獗活动，必将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东南亚、亚丁湾、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其沿线正好是阿拉伯半岛、非洲之角、北非和萨赫勒东部地区恐怖主义的活跃区。此地带的恐怖活动和海盗侵扰已经影响到中国的海运交通，日后必将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交流以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远战略规划的实施。
其二，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威胁。从贸易关系来看，2013 年，中国同处于“动荡弧”地区的近40 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已超过3933 亿美元。[1] 近年来，中国同这些地区国家的合作领域从能源、基础设施向加工制造、金融、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不断拓展。从能源进口来看，2014 年中国从这些地区国家进口原油超过1.73 亿吨，占原油进口总量的56.1%。中国进口原油前十位的国家中，有6 个是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曼、伊拉克、伊朗、阿联酋、科威特），超过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51%。[2] 这些地区的国家还是中国天然气进口的重要来源地，2014 年中国在这些地区进口天然气超过401 亿立方米，占中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68.82%，其中中亚国家就占48.57%。[3] 此外，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苏丹等国对中国出口的油气资源也在不断增加。从企业和劳工方面看，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境外投资企业愈益增多，截至2015 年6 月已达3969 家。[4]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底中国在这些地区国家的承包工程和劳务人员已超过18.4 万人。[5] 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将会有更多的国企、私企、劳务派出人员以及更多的游客走进中亚、西亚和非洲的广大地区。然而，由于恐怖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不仅如此，由恐怖主义在该地区国家中引起的政治变局和社会动荡还将使中国在该地区承受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其三，对中国边疆安全、内地稳定的威胁。当前，游走于中亚和中国新疆的“东突”势力[1] 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于一身，并以分裂国家、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为最终目的。“东突”势力一直得到“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在训练人员、提供经费、武器弹药、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等方面的支持，形成了“以南亚和伊叙为主要活动基地，以东南亚为主要偷逃通道和以中亚为跳板的跨境暴恐网络”[2]。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的车臣早已成为其“练胆之地”。[3]“伊斯兰国”所公布的地域版图包括中国新疆，其领导人巴格达迪不仅无端污蔑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而且号召中国的穆斯林向其效忠。借助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2012 年以来“东突”势力多次潜回中国策划、实施暴恐活动。[4] 该势力在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南疆地州十分活跃，并逐渐向东疆蔓延，对新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2013 年起，“东突”势力的恐怖活动已外溢至内地[5]，突发性的恐怖袭击在内地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东突”势力勾结中亚各国的恐怖组织，拓展活动纵深，使中国和中亚国家都面临着安全的巨大威胁。尽管中国已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同中亚国家达成反恐、反分裂、反极端的合作共识，但在具体实施上仍有不少困难，其合作打击效果欠佳。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人员交流将不断加深，中国与中亚各国反恐合作的压力也将日益加大，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考验。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鉴于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的跨区域合作、经济利益以及边疆安全的威胁，中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边疆安全，为维护地区稳定承担大国责任。
首先，在全球层面，中国要进一步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促进全球反恐国际合作。其一，积极参与联合国反恐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推动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扩散的评估、预防和预警机制建设，特别是要推动联合国在中亚、西亚和北非以及萨赫勒地区等恐怖主义泛滥地区的应急反应机制建设。其二，要推动联合国成为全球反恐的主要平台，发挥联合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的引领和协调作用，反对任何国家以反恐为名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自身利益、遏制竞争敌手、控制战略要地的霸权行为。其三，坚决反对在反恐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某些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是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怂恿与纵容，对反恐斗争有着极为恶劣的销蚀作用和破坏影响。[1] 因此，中国应联合世界正义力量，坚决反对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推动反恐国际合作，打击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其次，在地区层面，中国要加强同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的反恐合作，推动其安全能力建设。当前，一些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在反恐和维护地区稳定的安全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针对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决定组建反恐联合部队；中国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鉴于此，中国政府应与非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建立定期的反恐安全联系与沟通制度，实现与其信息共享，并为其反恐行动提供必要的培训、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针对恐怖主义对中国边疆安全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威胁，中国应继续推动上合组织安全职能的完善，将建立联合反恐安全部队纳入未来的合作议程，使其成为打击“东突”等恐怖势力向上合组织成员国渗透与扩张的主力军。
再次，在国家间层面，中国应探索国家间合作的新模式。一方面，中国应拓宽同恐怖主义泛滥地区的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多元沟通渠道，应在尊重主权和遵守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对受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严重的国家采取“建设性介入”的政策。在中国“一带一路”规划中，除了经济、贸易、能源等方面的议题之外，还要将反恐等安全议题纳入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协议中。另一方面，中国还要加强同西方发达国家反恐的协调与合作。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敌人，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反恐合作，既可以借助他们的反恐力量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可以少遭西方国家以及西方右翼势力的诟病。[1]
最后，在国家内部，应尽快建立境外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及境外安全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2] 在恐怖主义“动荡弧”所涉及的国家中，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应对该国恐怖主义的安全风险进行短、中、长期的预测评估，定期向境外企业和人员通报，及时发布安全预警。与此同时，建立该地区中资企业和人员的联合防范机制。中资企业应设专门人员负责防范恐怖主义及其突发事件的工作，积极配合使领馆定期进行安全评估。企业应定期对员工进行反恐宣传、教育和培训，保证他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有效应对，确保自身安全。对前往该地区的各类流动人员，相关机构应在其出国前进行安全教育，抵达后应向所在企业或使领馆登记，以便保证该地区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
【完稿日期：2015-6-26】
【责任编辑：曹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