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开展研究，分别从医生与患者角度评价“新冠”疫情期间医患关系现状，并探索其影响因素，为今后研究医患关系的发展趋势与改善途径提供依据。方法：选取江苏省苏南，苏北3家三甲医院中150名医生，300名患者作为调查对象，针对医生使用DDPRQ-10量表，针对患者使用PDRQ-15量表把疫情期间影响医患关系的维度量化，用于研究。结果：医生组与患者组各有一项维度与该组的其余维度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生组中“医生的主观印象”维度得分高于其他维度得分；患者组中，“患者对自己疾病的态度”维度得分高于其余维度得分。结论：在疫情期间医患双方在医患关系的认知上以医生对患者的行为最为满意，患者对医生的平易近人及对医生的满意度评价最高，提示应通过优化医生执业环境，增加媒体宣传等方式改善医患关系。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院管理；新冠疫情
分类号R197.32
一、背景
1.2016年中国医师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1]，认为自己的工作未受到社会足够认可的医生占比多达50%，约62%的医生在执业过程中与患者之间产生过纠纷，有62%的医生认为即使在媒体高度关注医患关系的今日，医生的执业环境仍未发生积极改变。研究发现[2]，近年来医患纠纷的发生频率呈逐年上升态势，暴力伤医事件也屡见不鲜，在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大环境下，医生得不到足够的尊重，甚至人生安全也无法受到保障，这些都是导致医生的职业认同度降低的重要因素。医生对职业的认同度有所下降加之患者对医生的误解无法改善导致医患之间误解逐步加深[3]。目前我国对医患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医生与患者对医患关系认知差异的分析，医患关系中具体问题的处理思路，某些具体因素对医患关系的影响程度等[4]。
2.2020年初，全国相继出现多例病因不明的肺炎病例，经我国专家调查后，发现该肺炎病原体为2019-nCoV。全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数以万计，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者数以千计，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影响，国家也第一时间向抗疫一线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3.“新冠”疫情期间，大众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医院就诊制度采取相应的变化，医疗系统防疫负担骤增，医务工作者心理生理状态因压力而发生不同程度改变[5]；与此同时，社会对于医务工作者关注度增高，医疗卫生系统相关正面报道增多，大众对于医务工作者的期待和依赖较往日有所提高；此外由于各个普及疾病相关知识信息的渠道增多，增加了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而目前针对医患关系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基于疫情背景下的医患关系研究仍有所缺乏。本研究在“新冠”疫情的大环境下，立足江苏省三家三甲医院开展研究，分别从医生和患者角度阐述其对于疫情期间医患关系现状的评价，从多个维度分析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并与非疫情期间的研究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为此后關于医患关系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二、对象与方法
1.对象
本次研究于江苏不同地区选取共三家三甲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中的医务人员和患者进行调查。将研究对象分为医务人员组和患者组。研究小组中相关人员与医院有关科室合作，共同深入医院门诊和病房开展量表的发放，并指导医生和患者填写量表。
医生组：本次研究针对医生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45份，无效问卷5份。在每个医院选取内科医生25人，外科医生25人发放问卷（筛选指标：门诊或病房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的人员）并确保年龄，职称和男女比例等一般资料经t检验与方差分析后证明无明显差异。
患者组：本次研究针对患者发放问卷共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2份，无效问卷28份。在每个医院选取100名患者发放问卷，其中就诊于内科的患者50人，就诊于外科的患者50人（筛选标准：门诊或病房前来就诊的成年患者；男女比例接近1：1）。
2.工具
本次研究使用的问卷包括DPRQ量表和DDPRQ量表，由杨慧等[6]翻译制成。
我们在针对医生的研究中使用DDPRQ-10量表，从医生的角度评价“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医患关系。问卷中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年龄，执业年限，性别，职称和科室），和DDPRQ-10量表。该量表分为10个条目（包括医生的自我评价、医生对患者的评价等）。而该量表由将上述10个条目归类，形成了3个评价医患关系的维度——量表用2个条目来描述医生的主观经验，用4个条目来描述患者行为的客观问题，用4个条目来描述患者行为和医生主观经验结合。该量表每个条目下的评分分为1-6分，每个条目最低1分，最高6分，（其中第1、7、9题反向计分）以量化医生对每个条目的评价，表中所有条目得分之和为总分，满分60分。我们又可以根据各个条目所属不同维度计算出各个维度的总分，得分越高说明医生对该方面评价越高；得分越低说明医生对该方面评价越低。
我们在针对患者的研究中使用PDRQ-15量表，从患者的角度对“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医患关系作出评价。该问卷包含个人基本情况（年龄，性别，就诊方式和文化程度）与量表具体的15个条目（包括患者对自己的评价、对医生的评价等）。该量表也将表中各个条目归入不同组别，形成3个评价医患关系的维度——量表将6个条目归于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的维度，将7个条目归于医生的平易近人的维度，将两个条目归于患者对自己疾病的态度维度，以患者角度评价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医患关系。该量表下每个条目分为1-5分，量表满分75分。我们又可以根据不同条目所属不同维度来计算各维度总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对医患关系评价越低；得分越低说明患者对医患关系评价越高。
3.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使用Excel录入数据，使用spss25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取t检验或单因素ANOVA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1.均数与标准差
根据在医院调查所获得数据，用均数表示数据分布，用标准差表示数据离散程度（表1）。
2.医生组的医患关系评价维度的单因素ANOVA检验
就医务人员使用的DDPRQ-10量表，分别计算各维度总得分与相应维度总分的比值，以百分数形式表示，并针对三个维度的得分率使用单因素ANOVA检验，规定P小于0.05有显著性。方差分析显示P>0.05无统计学意义，表示数据方差齐，可使用方差分析，故采用事后检验中的邦弗伦尼多重比较对各维度平均得分率进行两两比较，规定p<0.05时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显示三个维度间的差异均具有显著性，其中患者行为的客观问题得分率最高（50.64%）（表2）。
3.患者组的医患关系评价维度的单因素ANOVA检验
就患者使用的PDRQ-15量表，使用与医生组相同的数据处理方法。由于检验结果显示数据方差不齐，故亦采用塔姆黑尼多重比较进行两两比较，且规定p<0.05时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显示“患者对自己疾病的态度维度”的得分率（36.83%）与另两维度得分率（26.90%，28.65%）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且其平均得分率高于其余维度的平均得分率（表格3）。
四、讨论
疫情下医患双方对于医患关系认知的主要方面，本研究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患者行为的客观问题得分率最高。而在患者方面，医生的平易近人和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起得分率最高。
我们认为形成这种现象有以下原因：
1.在医生方面，由于新冠疫情期间，各个媒体对于医务工作者的正面报道较以往明显增多，社会对于医务工作者关注度增高；患者对于医务工作者的期待和依赖较往日有所提高，其就诊时的对立心态相应减少，患者对医生的态度得以改善。此外，由于医院的就诊程序出于防控疫情需要而严格化、规范化，就诊秩序得到一定改善，患者就诊行为得到一定规范与约束。
2.患者方面，在疫情期间，网络、报纸、电视等平台对于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内的不同疾病的科普较以往更为频繁，以及对于医生采取的治疗措施进行的讲解，有助于患者理解医生的诊疗方案，从而使得患者对于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所采取的检查与治疗措施的态度趋于客观、正确，减少了平日里因患者对医生治疗方案过度担心而对检查和治疗产生抵触行为的发生频率，对医生的满意度由此提高。而医生面对态度较往日更加缓和的患者，所作出的回应也趋于缓和，患者由此感到医生的平易近人，继而在诊疗过程中减少了因医患间信息不对称，有助于医患关系良性发展。
3.本研究表明，在医生层面，医生对患者的行为最为满意，提示我们应不断优化医生执業环境，从不同途径减少患者的对立心态与对立行为。在医患关系的发展中，媒体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国家卫生政策的精准解读；加强对于医疗卫生系统的正面报道，增加医生的职业认同感；正确引导舆论，以防将医患矛盾的个例转化为医患群体之间的互相仇视……同时，医疗卫生系统也应主动利用媒体平台——及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相关纠纷的具体细节，避免片面报道对患者及社会产生不良的舆论导向；通过媒体及时向社会通报医患纠纷事件，充分发挥媒体监督与社会监督的优势。此外，医院相关规章制度的严格落实也对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举足轻重。由于对于患者就诊行为难于规范，导致很长时间内医院的就诊秩序不尽人意。所以，在对医务人员从业规范与操作规范严格管理的同时，医院也应联合国家相关部门对患者的诊疗行为进行干预，同时建立有效干预体系，使干预行为制度化，规范化与常态化，从医生与患者两方面双管齐下，不断优化就医环境与医生的执业环境，使医患关系良性发展。
五、结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患者层面，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以及医生的平易近人对医患关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提示应建立完善且有效的体系，以缓解患者及家属与医生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其中在治疗过程中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以及对于生命科学知识普及的规范化、大众化与日常化以增加患者对诊疗方案的理解尤为重要。通过日益发展的互联网媒体建立医患沟通的新渠道，保证医患之间的沟通更加充分有效。
本次调查研究了新冠疫情环境下影响医患关系因素的现状，从不同角度解读医患关系的影响因素，丰富了不同背景下医患关系的研究资料，填补了疫情背景下医患关系研究的空白，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及研究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