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悲歌

高婷婷

摘要：在中国悠久深长的历史文化土壤上，在烽火连天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了扩张领土，夺取霸主地位，相互争战，社会动荡不安，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跌宕乱世，却有无数的杰出的侠胆义士以生命为音，奏响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悲歌。在历史散文《战国策》中，豫让、聂政、荆轲三位义士，以慷慨悲壮的牺牲成就了“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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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国策》士为知己者死舍生取义慷慨悲歌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战国策》用文学化的叙事语言，生动形象地记载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外交政策，突出表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和人生观，反映出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战国策》最突出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上，热情讴歌多位侠烈之士的豪情壮举，如高歌“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将为知己者用”的聂政，还有易水河畔“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他们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却重义轻生，感情激烈，以极其悲壮之举在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舍生取义”的恢弘篇章。“士”在获得一个懂得自己、理解自己、礼遇自己的“知己”后，万分珍惜，他们不受外物所役使，为获得思想和情感上的平等与相知，甘愿为之所用，甚至牺牲生命，即所谓“士为知己者用”或“士为知己者死”。《战国策》就以寥寥数笔，塑造歌颂了豫让、聂政、荆轲等具有侠义精神，坚持正义，反抗强暴，为知己效死报恩、勇赴国难的义士，表现出忠、信、义、勇的豪迈慷慨精神。

一、豫让论

《赵策一·晋毕阳之孙》篇，晋国侠客毕阳之孙——豫让，起初臣事范、中行氏，并没有受到赏识重用，后投效智伯，受到智伯的信任和重用，但后来三晋分智氏，赵襄子竟然将智伯的头颅为饮器以解恨。视智伯为知己的豫让，高呼“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仇矣。”一心想要刺杀赵襄子，为了替九泉之下的智伯报仇。没有智伯的嘱托，不为立功扬名，没有私心己利，也并非奴性，驱动豫让的完全是忠心、正义和对知己最真挚的情感。他首先“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以刺襄子”，虽未果，但被襄子赞为“此天下之贤人也”。后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为了不被旁人识破，竟“吐碳为哑，变其声”，豫让如此牺牲自己，面目全非，经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完全是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信仰，他心胸坦荡，光明磊落，反对友人暗杀的建议，坚守“君臣之义”，他以最坦荡、最磊落的心态把生死置之度外，用一种充斥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坚守着自己的品格操守和人生信仰。在正面刺杀赵襄子时，豫让毫不掩饰逃避，面对赵襄子的质问，他以“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答之，大气凛然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是真正“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的君子。最后，赵襄子被其感动，允许其刺衣以明志，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尔可以报知伯矣。”虽事未成功，但心已尽矣，之后就伏剑自刎而死。

豫让行刺赵襄子，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和利益心态，舍死忘生，备尝艰辛，用生命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他舍命为智伯复仇，用生命捍卫智伯的尊严，也用生命谱写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悲歌。在豫让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豫让虽是一个未能成功的刺客，但失败的过程却成就了他的人格和信仰。知己亡故，豫让不肯苟活于世，而是超越生死，忍辱负重，以自己的一身浩然正气成就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的大丈夫品格，豫让为“士为知己者死”奏出了历史中最悲壮深沉的凯歌。

二、聂政论

豫让用生命高呼“士为知己者死”，但他却抛弃了家庭责任和儿女情长，而《韩策二·韩傀相韩》中的聂政却是求得“忠孝两全”的“为知己者用”的侠义之士。

聂政是深井里的勇敢之士，因为躲避仇人，而携老母隐遁于市井屠户之间。严遂因与韩傀相害，而找到聂政，暗中与聂政交往，以深情厚谊相待，备办酒席请聂政母亲饮酒，并“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身为孝子的聂政虽十分感动，但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拒绝了严仲子的请求，并且拒绝了赠金。因为在传统儒家孝文化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3]“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4]。面对严仲子的礼遇和厚爱，聂政虽然十分感恩，但面对高堂老母，他无法抛弃应尽的孝道。在多年后，为去世的母亲服丧期满，聂政没有忘记严遂的知遇之恩，决定履行诺言，为严遂所用，为之报仇，即所谓的“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聂政西至濮阳见严遂后，谢绝车骑人徒，大义凛然地独自仗剑入韩都，以白虹贯日之势，在东孟盛会上刺杀国相韩傀，并杀死了左右卫士几十人。在逃走无望的情况下，聂政为了避免牵连严遂和家人，于是“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义薄云天的生命。韩人取聂政的尸体置于街市之上，欲以千金购其姓名，很久都没有人知道是谁。此时给予聂政知遇之恩的严遂却沉默寡言，毫无作为，而聂政的姐姐聂嫈，为了彰显弟弟聂政的侠义之名，刚烈地自刎于聂政身边。

聂政隐遁于市井之中，虽为“布衣之士”，但深受儒家忠、孝、礼、义、信的影响，既恪守道义又忠于亲情，面对严遂的重金相助，他婉言拒绝，但心底却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在母亲百年之后，愿意“为知己者用”。聂政为严遂刺韩傀表现出了一诺千金、诚信义勇的精神，甚至杀身成仁，死而不悔。

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国时代，义薄云天的侠义精神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不断地滋长蔓延，众多的勇士秉承游侠的基本道德——义，为了报知遇之恩，不求任何利益回报，不为扬名千古，侠肝义胆、苍凉悲壮地奔赴本不属于自己的战场。《战国策》以寥寥数笔展现出中华历史上最为“重忠义、轻生死”的精神风貌，彰显了侠义之士纵横天下的豪迈图景，豫让如此，聂政如此，荆轲亦如此。

三、荆轲论

如果说豫让与聂政都是为了感恩于个人的知遇之恩，那么荆轲的牺牲远不仅仅是为了感恩于某个人，而是在国家危亡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燕太子丹委以他行刺秦王，代表六国人民抗争强暴的愿望。这一行为，是弱小向强暴的抗争，正义向邪恶的挑战。正如陈平原先生在其书中提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5]荆轲接受了这一特殊使命，就注定了他悲剧的结局，但荆轲却超越了匹夫之勇者，比一般江湖之侠客更有魅力，是“侠之大者”。荆轲孤身深入秦庭刺杀秦王，无异于飞蛾扑火，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仍然认真筹划方案，精心准备，更是抹上了悲剧的色彩。荆轲的毁灭兼具悲剧性和英雄性，荆轲的生命历程完成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体验，突出了侠义精神的崇高和人性的升华超脱。

在《战国策·燕策三》中《燕太子丹质于秦》中，故事重点是记述太子丹的复仇过程，而荆轲只是整个计划中一个重要的插曲而己，但随着刺秦计划的实施，荆轲却成为刺秦的主要人物。燕太子丹曾被秦国押作人质，逃回燕国后，眼看秦国将要吞并六国，为保住燕国不为秦灭，经过太傅鞠武举荐，约见了名士田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而拂席。”田光得知太子丹用意后，推举了荆轲。田光见荆轲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成就节侠义士的美名，也为了向荆轲表明“士为知己者死”的勇气，自刎而死。后荆轲见太子丹，告知田光已死，太子丹“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面对刺秦任务，太子丹没有以权势相逼迫，而是对其顿首叩头，这种礼遇是极其尊贵的，并且“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问，供太牢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在荆轲接受刺秦任务那日，他就走入了历史史册，成为了中华民族传颂千古的侠义英雄。在易水河畔，秋风萧瑟，燕太子丹与其门客皆着白衣冠以送之，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为他击筑饯行，荆轲和而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士皆垂泪涕泣，后荆轲就车而去，义无反顾地步入秦庭，悲壮英勇地去完成使命。而历史的画面仿佛永远停留在“易水壮别”，把“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把为国家大义而英勇献身的慷慨悲歌推到了极致。

一垂荆轲泪，千年壮士魂，荆轲慷慨赴义，以一种悲壮的方式完成自己短暂的一生。名士田光看中荆轲，燕太子丹器重荆轲，给他以最好礼遇，荆轲感恩于这种知遇之恩，甘于献身，愿为国家之大义，牺牲自己代替太子丹去刺秦。知遇之恩来得异常珍贵，而报偿的代价也极为沉重，荆轲最后用性命和鲜血来报偿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荆轲作为民族侠士义客，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他重信义，重德行，重知己之恩，重国家大义，刺秦虽然失败，但他侠士的英雄气概和悲壮的人生历程却为后世传颂不休。陶潜有诗赞曰“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6]。在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用了五千六百余字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以及荆轲等五位刺客立传，而荆轲独占三千一百余言，由此可见太史公对荆轲的推崇。宋代陆游云：“悲歌易水寒，千古见精爽。”[7]明代罗贯中《三国演义》云：“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刘备三顾茅庐，换得诸葛亮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辅翼托孤之报。清代诗人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

四、“士为知己者死”的背景渊源

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在《战国策》中，以浓重的笔墨记载了多位侠士，而“士为知己者死”的侠烈勇士却难逃悲剧命运。他们感恩于他人的知遇之恩，把这些礼遇他们的人当作生命的知己，虽然身份地位不等，但他们有高洁的品性，傲岸的节操，以浩然正气来追求人格上的平等，甚至所表现出的精神和品质远高于那些施恩者。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以“忠、信、义、勇”，以人生信念，以决绝悲壮的方式来报知己之恩，以可敬可佩的豪迈壮举为先秦的历史天空涂抹上最浓重的侠义之笔。

先秦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的产生有着深远的背景渊源：

第一，“士为知己者死”虽然最早出于《战国策》，但“士”早就有重友的传统。在《孝经·谏诤》中就有“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的记载。《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就传达了一种相知相识的真挚情谊。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故事成为传颂千古的美谈，钟子期死后，伯牙破琴绝弦，更让“知己”之情具有了牺牲精神的内涵。

第二，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纷争，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争斗不断。兵祸接踵而至，百姓流离失所，动荡的社会现实也使得众多的能臣义士流落于市井之中，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豫让如此，聂政如此，荆轲亦如此，他们虽有抱负之心，却无实现之力。而各诸侯国、国家内部各个权利集团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为广揽贤士能士，把众多流落于山林市井中的义士用礼遇的方式纳为己用，这让众多困于乡里市井的侠烈之士感恩于礼遇，使其有了实现人生抱负、人生价值的机遇，故视那些礼遇他们的人为知己，甘于为其所用，甚至献身牺牲。

第三，众多的慷慨悲歌之士，勇于牺牲自我生命，与当时“百家争鸣”下的“舍生取义”思想亦有着紧密联系。在春秋战国的大背景下，各家思想活跃。但在生死观和价值观上，对“义”都有着独特的推崇。儒家追求人生不朽，追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弘扬公平正气，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君子喻于义”，以“忠、义、礼、智、信”为五常，这些理念成为中华民族价值体系最核心的因素。道家则倡导坦然面对生死，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不以生为喜，不以死为悲。墨家理智对待生死，在生死抉择上以“义”为准则，《墨子·贵义》中云“万事莫贵于义”。种种学说思想虽相互争鸣，但重义轻生的侠义思想却是各家的核心思想之一，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众多忠义侠士。战国虽有朝秦暮楚，以自身“势位富贵”为追求目标之辈，如苏秦、张仪等。但也有豫让、聂政、荆轲等一系列忠贞不渝，视死如归，敢为报知己之恩的英雄豪杰。

五、结语

《战国策》作为两千多年前一部十分重要的历史散文，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鲜明生动地显示出士人精神的张扬，尤其是高呼“士为知己者死”的豪侠义士。从豫让、聂政，到荆轲，他们不为权贵、利益，却为了“知己”的知遇之恩，一诺千金，忠于知己，忠于自己的信仰，重义轻生，舍生取义，感情激烈，以“君知我报君，友知我报友”的精神如飞蛾扑火般奔向本不属于自己的战场，他们的死兼具悲剧性与英雄性，以生命的终结换取精神的超脱与永恒，以极其悲壮之举在中华精神中留下了“舍生取义”的恢弘篇章，亦奏响了民族文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悲歌。

注释：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子罕第九》，中华书局，2006年版。

[2]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中华书局，2010年版。

[3]刑昺：《孝经注疏·开宗明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里仁》，中华书局，2006年版。

[5]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晋]陶潜：《咏荆轲》

[7][宋]陆游：《丙午十月十三夜梦过一大冢傍人为余言此荆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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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战国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西汉]刘向.战国策[M].广州出版社，2008.

[3]缪文远注.战国策考辨[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