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福柯的微观权力论看《牡丹亭》译者对隐性情态意义的显性重构

赖鹏

摘　要：基于微观权力的非物化和去中心化等特征，本文对翻译语篇（《牡丹亭》许渊冲、许明译本）中的情态显化翻译行为进行人际权力距离角度的阐释，以原文与译文情态动词类型分布、量值分布和使用频率的数据对比为基础，从译者对情态动词的选择和添加分析情态的显性重构对中国传统家庭中“长幼辈分、男女性别和主仆阶层”三方面的人际微观权力关系的突显。译者对隐性情态意义的显性重构体现了翻译过程中以及中国传统家庭作为微观社会中权力与话语的互动。戏剧文学英译过程中译者对隐性情态的显性重构行为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微观权力关系，对提高跨文化可接受度并推动中国古典戏剧和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海外英语国家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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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观权力论情态《牡丹亭》人际权力关系显性重构

一、引言

说到权力，传统上的概念是以统治权力为核心的。福柯(Foucault，20世纪中晚期法国著名哲学家）基于后现代的理论立场，对这种宏观权力学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和解构，建立了去中心化的、非物化的、相对主义的微观权力学思想。福柯微观权力论的观点之一是权力的去中心化，“权力是弥散性的，它弥散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刘树奎、刘芳，2013：64）。在福柯看来，权力不只存在于统治权力为核心的行政场所，“它也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习俗和闲谈碎语等等之中”（张之沧，2005：45），权力在社会生活甚至家庭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存在，呈现非中心化的弥散性分布而不是以政府权力为核心的中心化分布。微观权力论的这种去中心化思想使权力研究者的目光从国家政府机构之类的宏观权力中心转向社会边缘、社会底层或基层，比如福柯的研究对象包括疯人院、监狱、修道院等边缘实体内人际的微观权力关系。福柯还把这种权力观引入了话语分析，认为话语始终是与权力及权力运作交织在一起的，并指出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两样东西：权力和话语。（辛斌，2006：3）

本文考察情态英译话语所反映出的人际微观权力及其跨文化意义，以《牡丹亭》译本（许渊冲、许明，2009：12～23、170～180）为话语语料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生活对话语篇，揭示译者对汉语隐形情态意义的显性重构在展示中国传统家庭这个微观社会中人际权力关系的作用以及在提高跨文化可接受度方面的作用。之所以聚焦情态来展开权力与话语分析，是因为情态动词具有表达人际意义和主观态度的功能，是日常生活人际交谈中“传情达意和使人做事”必不可少的功能词，能够体现说话者的身份和权威。

《牡丹亭》这一经典剧目中，杜丽娘在“足不出户”的封建禁令下囿于家中，连后花园都少有涉足，因此绝大多数剧目场景和对话都发生在家庭内部和家庭成员之间，对话中所反映的人际权力不是传统概念上的中心化的国家核心权力，而是非中心化的社会边缘或基层的微观权力。选择《牡丹亭》曲词原文及其英译本对情态表达进行汉英话语对比和微观权力分析，可以揭示在完成情态意义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剧中角色人际权势关系对译者选词决策行为的支配及译者对家庭成员间人际权力关系的感知、重塑或再现，突显翻译过程中及微观社会中权力与话语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

随着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国内外的巡演热映，该舞台剧曲词的字幕英译对海外观众理解该剧以及了解中国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历史背景下，剧中人物的人际权势关系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如何通过恰当的英译选词策略促进原文情态意义的跨文化传递对帮助海外观众理解该剧的矛盾冲突及该剧的社会意义相当重要。中国传统家庭的成员之间那种微观权力关系与西方家庭有着跨文化上的不同，译者对情态措辞的选择有助于海外观众了解中国传统家庭作为微观社会在成员互动中所展示的层级性权力关系，这对理解剧情冲突和情节发展有着重要的辅助意义。因此从微观权力论角度对《牡丹亭》的情态英译进行考察，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实际作用。分析译者对隐性情态意义的显性重构既具有人际意义，也具有跨文化对外传播意义。

本文对翻译语篇（《牡丹亭》许渊冲、许明译本）中的情态英译话语进行微观权力角度的考察，以原文与译文情态动词类型分布、量值分布和使用频率的数据对比为基础，从长幼辈分、男女性别、主仆阶层三方面的人际权力关系，分析译者对原文隐性情态意义的显性化在反映剧中人际权力距离和向海外传递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二、微观权力的特征及情态动词的分类

微观权力除了有去中心化的弥散性特征之外，还有非物化特征。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陈炳辉，2002：86）。权力关系是处于流动的循环过程中，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的宏观权力观把权力看成物，依据权力在谁手里不在谁手里而区分权力的拥有者和权力的服从者。福柯的权力观认为拥有权力与否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此情境中的权力拥有者可能是彼情境中的权力服从者，权力是流动的，依据情境中的人物关系而定，具有相对性。因此，本文依据《牡丹亭》剧中的当时情境，区分占权力上风者和占权力下风者，而不是区分权力拥有者与权力服从者，以体现微观权力关系的相对性和非物化特征，体现权力是“流动性的场”这样一个概念，在这一“场”中的角色是否占上风，取决于其交手的对象。本文考察的是基于《牡丹亭》台词的“话语的场”，通过剧中角色的会话及其英译语篇考察话语与权力的互动，不是将权力当作自上而下的二元单向直线关系，而是当作多元交错的网状关系，因为“权力是通过一个像网络一样的组织来行使的”。（Foucault，1980: 98)

情态的主观性特征决定了情态话语的运用可以显示说话者的态度、地位和身份。情态形式的选择不仅暗含说话双方的人际距离，而且表明他们之间权力、身份和地位的差别 (Eggins，1997：98)。由于情态运用的对比可以显示社会地位的对比，研究原文中说话人的情态选择并对比译文中译者的情态选择，可以体现译者的选词行为中基于跨文化传播意识而对剧中人际权势关系进行的突显，以及权力因素对英译情态措辞的制约。

关于情态的分类，基于情态专家Palmer （2001）的跨语言情态研究，可将之分为事件情态(Event Modality)和直陈情态(Propositional Modality)：事件情态又分为能动型情态（Dynamic Modality，表能力和意愿，本文称之为能愿型情态）和道义型情态（Deontic Modality，表责任与义务，本文称之为责任型情态），直陈情态则包括认识型情态(EpistemicModality)和实据型情态(Evidential Modality)，都表示可能性判断，但英语中只有认识型而无实据型情态（赖鹏，2005:322～327）。因此下文将区分“能愿型情态、责任型情态和认识型情态”三种情态类型对《牡丹亭》原文及其译文中的情态形式进行类型分布和使用频率方面的统计和对比，基于情态量值的划分探究情态形式的选择和添加背后体现的社会地位意义和人际权势关系。

本文选择《牡丹亭》中《训女》与《诘病》两出中的曲词对白，分别对原文和译文所选用的情态动词类型、频率及情态量值进行统计。原文中没有用到情态动词却传达出的情态意义在本文中称为隐性情态意义，对应的译文中如果出现情态动词则视为译者对隐性情态意义的显性重构。所选的两出剧目是在未细读全书各出剧目译文的情况下随机选择，选取标准是包含杜父、杜母、杜丽娘和丫鬟春香几个主要角色的对白的剧目。《训女》中包含杜父、杜母与杜丽娘三人之间的对白，《诘病》中包含杜母与丫鬟及与杜父之间的对白，统计数据分别制成表1和表3。通过这些情态数据可以显示中国传统家庭这个微观社会中长幼辈分之间、男女性别之间、主仆阶层之间的人际权力距离。

三、译者对情态的显性重构及其体现的长幼辈分之间的微观权力关系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首次把权力理论引入话语分析。他认为话语从来不是自足的，权力以日益精致的程式形塑了话语（吕振合、吴彤，2007：137）。本节考察《牡丹亭》译者对情态类型和情态量值的选择如何体现杜父、杜母和杜丽娘三者在这个家庭微观社会之中辈分权力上的等级差异。译者对中国传统家庭中权力等级关系的感知形塑了翻译话语，权力以潜在形式影响了译者对情态动词的选择、添加或者说重构。

从表1可以看出，在《牡丹亭》的《训女》一出的原文中出现显性情态动词很少（三人加起来共4处用到情态动词），译文中出现的绝大多数显性情态动词是译者添加的（译文的三人对白中共出现25处）。原文中显性情态动词较少出现，可能是因为戏曲唱词和汉语古文中惯有的省略。即便如此，国内读者基于对中国当时社会文化和对汉语的熟知也能明显体会到文字背后的隐性情态意义和人际权力距离。但译者所面对的是不太了解中国文化背景的海外观众，为了使剧中角色之间的权力等级差异明晰化，译者对自己感知到的隐性情态意义进行了显性重构，添加使用了20余个情态动词，这种显性添加从跨文化角度来说能更有力地传递人际权力关系。

在原文中，杜父只有2处使用了情态动词（都是表示中值责任型情态），但在译文中杜父共在14处使用了情态动词，其中10处用于表责任型情态（71%），4处用于表认识型推测（29%）。译者为杜父表责任型情态的语言所添加的8处情态动词中有3处是表高值情态（超过三分之一），4处表中值情态（达二分之一），表低值情态的只有1处。Martin（1992）指出，地位高者趋向于运用较高量值情态（陈其功、辛春雷，2005: 7）。译者在杜父的言语中大量添加了与他的社会角色地位相符的高值和中值责任型情态词，向海外观众凸显了杜父在家中的权威，在权力关系中他属于占上风者。译者翻译杜父表高值责任型情态的3处所添加选用的情态形式均为“how could she/you”（在原文中无显性情态动词与could对应），虽然could本身是低值情态动词，但放在这个表质疑的反问句里却是表高度否定的非疑问用法（怎么能……？=不能……），相当于转变成了情态的否定形式。情态的否定形式都相当于高值情态（肖唐金，2011: 98-103）。例如，原文中“女孩儿闲眠，是何家教？”“你白日眠睡（不读书），是何道理？”分别翻译成“How could she sleep away her hours?”、“How could you sleep away your hours without reading books on your shelves ?”看似疑问句但不表疑问，而是通过反问表高度否定的语气，相当于 “She/you shouldn’t sleep away your hours”。Should表中值责任型情态，但其否定式shouldn’t产生了情态量值上的变化，表示的是高值责任型情态。译者为杜父添加的高值责任型情态形式体现了情态选择与说话者身份的一致性，凸显了杜父作为封建家长在权威方面的高高在上，训斥女儿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显示了人际关系的不平等和社会权力距离，为其后的情节冲突高潮（杜丽娘追求爱情自由反抗封建意识形态压迫）奠定了基础。虽然以上例句的原文未用情态动词而译文用了，看似在情态形式上不对应，但译文采用了与原文一致的反问句式，反问句在原文中虽不含情态动词但却包含了较浓烈的隐性情态意义，译文从跨语言角度将之与包含情态动词的英语惯用反问句式相匹配，与原文在情态效果上达到了一致。情态意义的显性化从跨文化角度向重视平等观念的海外观众突显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上压下的辈分差异。

再从女儿杜丽娘对以上反问的应答看这个家庭中父女之间的微观权力关系。根据Halliday（2000）对言语交换的分析（见表2），杜父的反问虽是问句形式但并不是求取对方答案的真正问询，而是“非疑用法”，实际表“陈述”（提供信息）。在此剧中杜父的反问实际是陈述了一种价值观（白日不应眠睡而应读书），女儿杜丽娘对此的回答是，“从今后茶余饭饱破功夫，玉境台前插架书”。该句原文无情态动词但包含隐性能愿情态，译者添加了显性情态动词“will”将之译为“From now on I will spend more time，to read more books in prose or rhyme”，表现了女儿遵从父亲意志的意愿。根据表2，她的应答符合预期，属于对父亲陈述的价值观的认同，有顺应的意愿（“will”），这说明权力关系发生了作用，占权力下风者明白占权力上风者话语中所传递的对某一行为的观点态度(白日不应眠睡，而应读书），对占上风者所期待的“读书”这一行为予以承诺(“will”)。这种认同和承诺显示了杜丽娘小辈服从长辈的不平等权势关系，在这一话语场中她占下风，属于权力的服从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可以对父亲的反问（=陈述）不给予预期的回答而表示不认同或甚至对父亲提倡的价值观予以抵触，见表2。但父女对白中的言语行为和话论控制显示出了他们之间的人际社会关系，可见权力关系双方（占上风者和占下风者）的言语行为受权力关系和会话准则支配，通常表现为符合预期应答模式，因权力的支配关系而较少出现与预期相左的应答。

在这一场的曲词/对白的英译中，父亲使用责任型情态而非能愿型情态，女儿使用能愿型情态而非责任型情态。译者在译文中为了体现封建时代的父女关系而添加了原文中不曾出现的情态动词，并且为剧中各人物添加情态动词的类型、频率和量值各有不同，以此显示出人物间的人际不平等关系。这种对情态动词的显性添加和类型选择传递的是社会权力距离，为观看《牡丹亭》的外国观众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起了一定作用。如：译文中杜丽娘作为女儿，使用到情态动词的地方共5处（见表1），其中4处表示能愿型情态（高值和中值），1处表认识型推测，没有用到任何表责任型情态的情态动词，情态类型体现了其作为占权力下风者的身份。原文中杜丽娘只有1处用到情态动词，译文中的多处能愿型情态动词为译者所加，分别用于体现杜丽娘作为女儿因服从父母所作的承诺、为父母做事的意愿和报答父母的能力。这种情态类型的分布符合李杰（2005：49）所指出的，权势较低者通常选择能愿型情态模式，不平等地位关系中更加有权势的发话人才选择并使用责任型情态模式。译者对所添加的显性情态动词的情态类型的选用源于权力与话语的互动，清晰地显示了父女双方的辈分差异和权力不平等关系。

四、译者对情态的显性重构及其体现的男女性别之间的微观权力关系

译文中杜父表责任型情态除使用情态动词的反问句式表高度否定的语气情态之外，译者还多次添加使用了表责任的中值情态动词（should），如“Fair maidens should be good in reading and writing”（原文为：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a wife at home should do her best（原文为：有一日把家当户）；Your mom should tell you what to do（原文为：道的个为娘是女模），以对原文隐性责任型情态的显性重构来突显他作为父亲对女儿的要求、作为丈夫对妻子的要求，向海外观众传达了当年中国社会背景中父女在权力上的不平等关系和夫妻在性别上的不平等关系，从家庭微观中的男女不平等折射了当时社会宏观中的性别不平等。

根据表1中的数据以柱形图统计译文中各角色使用情态类型的分布和频率，得图1如下。

从图1中可看出，译文中杜母使用情态动词的频率远低于杜父，表责任型情态仅3处（杜父的使用频率为10），且多为中值责任型情态，均表现为对女儿的忠告，体现了当时女性比男性更卑微的身份，如“Seeing the front，you shouldknow the rear，you’d try to understand and feel what your father has to reveal（原文为：儿呵，爹三分说话你自心模）”，要女儿遵从父亲的意志，体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中的性别差异意识和子从父、妻从夫的权力不平等意识。使用责任型情态动词的频率对比可以体现对话双方的权力关系，从图1所统计的译文中杜父与杜母对责任型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对比（10：3）、杜父和女儿对能愿型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对比（0：4）可以看出译者的显性化重构传达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在权力关系上的性别不平等，这对于重平等的西方社会的观众来说，具有促进跨文化显示度并帮助理解中国古典戏剧剧情发展的作用。

结合表1和图1，可见在该剧目原文中未用到任何表认识型情态的显性情态动词，但译文中杜父、杜母和杜丽娘分别使用了4、3、1次。这种表推测的情态动词在该剧目译文中的使用，多数是表达杜父和杜母对没有儿子的遗憾、对将来是否会有儿子的推测和杜丽娘对父母将来会有儿子的祝愿。如，杜丽娘的祝酒词中对父母说：Though I regret to have nobrother， a later son would bring joy to father and mother （原文为：祝萱花椿树【喻父母】，虽则是子生迟暮，守得见这蟠桃熟【蟠桃喻迟生的儿子】），原文无情态动词，但译文中添加了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显性情态动词would。杜父因为没有儿子因而对女儿寄予厚望，望其饱读诗书光耀门楣，其在台词中的表达为：中郎学富单传女，伯道官贫更少儿！这句台词显示了对没有儿子所感的遗憾，译者转译为：A daughter may transmit my fame，since I have no son totarnish my name. 该译句中添加了表示可能性推测的低值情态动词may，传达了杜父对女儿传承自己的确定性不高，以及对没有儿子传接衣钵的无奈心理。杜母则寄望于女儿嫁个好女婿，她对杜父说道：相公休焦，傥然招得好女婿，与儿子一般，“做门楣”（即“光耀门楣”）古语。译文为：Don’t worry，my lord，a worthy son-in-law is as good as a son.Hewill glorify the house，as ancients say.译文中添加了表示肯定推断的显性情态动词will，表达了杜母对未来女婿的乐观心理。综合来看，围绕“没有儿子”这个事实，家中三人有关“儿子”和“女婿”的言论，显示了当时中国传统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和性别权力不平等的观念。在重男轻女这方面，东西方有着跨文化的差异，译者通过添加显性情态动词向海外观众突显了中国社会中男女之间的性别权力不平等，有助于英语国家的观众理解该剧的剧情和社会意义。

权力是贯穿福柯话语理论的核心要素，他从动态上考察话语出现的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及权力对话语的约束机制（陈长利，2006：127～128）。杜父杜母和杜丽娘之间针对“儿子和女婿”的这类情态话语的出现，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译者在他们的话语中，对情态动词的选择和添加，向海外观众揭示了在中国传统封建体制中男性被赋予比女性更多的权力和价值。

五、译者对情态的显性重构及其体现的主仆阶层之间的微观权力关系

如第二节所述，基于微观权力论，权力不是物而是关系，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这在表3所统计的情态类型及量值的汉英对比数据中也得到了清晰体现。虽然在表1的统计中基于性别差异，杜母相对于杜父是占权力的下风，使用的责任型情态动词远少于杜父，但在表3的统计中，杜母相对于丫鬟则是处于权力的上风，使用的责任型情态动词多于丫鬟（丫鬟未使用责任型情态动词），而且也通过高频并高值使用认识型情态动词的反问句式表示对丫鬟的诘问和责备，显示了主人的高高在上和仆人的低势地位。杜母在不同的话语场中其权力角色的转变通过情态动词的使用得以展示，印证了微观权力论的一个重要视角，即，权力关系不是绝对的，话语与权力是互动的。具体分析如下。

表3是对《诘病》一出中情态使用类型的统计，该出剧目包含杜母的独白和杜母与丫鬟的对白。由于杜丽娘因情生病，卧床不起，杜母责问丫鬟并怪罪于她。从表3可看出，在原文中杜母和丫鬟都未使用任何显性情态动词，但在译文中丫鬟则总共使用5次（但没有一次是责任型情态动词），其中4次是能愿型情态动词，表示能力或愿意做某事的倾向（惠及对方即占权力上风者的动作），显示出其在权势上的低位姿态。而杜母的言语中译者为其添加了表责任型情态的显性操作词（3次），体现了她作为母亲和作为主人对女儿杜丽娘和丫鬟春香在责任上的要求。译者也为杜母添加了能愿型情态动词的使用（2次），但结合其句中所说欲行之事（“punish”=惩罚），不是惠及对方而是损及对方（权势低者），因此能愿型动词在这种情况下的使用非但不表示权位低，而是权位高的体现。如：“See how I shall punish your evil tongue”，原文为“打你这牢承，嘴骨棱的胡遮映”，并无情态动词，但译文中较高强度的能愿词“shall”的添加，恰当地表现了原文中杜母生气而欲责罚丫鬟的情态，体现了主仆之间阶级权力不平等的人际关系。

译者还为杜母言语添加了7处表高值认识型情态的操作词（表可能性），使用的句式多数为“How could she”，如“How could she have fallen ill since your service？（原文为：才着你贱才服侍他，不上半年，偏是病害）；Howcould she grow so slender（since your service）？（原文为：她一搦身形，瘦的庞儿没了四星）”，该句式在译文中为反问句式表诘问和否定，意为“她怎么可能你才伺候她半年就病倒了？她怎么可能变得这么瘦？”，即：“若不是你服侍得不好她不可能病倒或变瘦”，显示了她作为主人对丫鬟的高度责备。表可能性推测的低值情态词could在该反问句中的用法等于高度否定的语气（couldn’t = 不可能），否定句式中的低值情态词实际转化成了高值情态，表示对可能性的认识型高值判断。译者在杜母言语中添加的另一表认识型高值判断的显性情态动词是must（肯定），如“It must be youwho have induced her to become thus（原文为：都是[你这个]小奴才逗他）”，表示“肯定是你导致这一切”，同样是体现对丫鬟的责备。可见，原文表示高度责备但未用情态动词（属于隐性情态意义），译者添加了显性情态动词而使其更符合英语的情态表达习惯，便于海外观众清晰地判断剧中角色人际间的社会权力关系，为理解之后的情节冲突做铺垫。这是译者出于跨语言和跨文化考虑而对感知到的隐性情态意义和权力关系进行的显性重构。

译者对杜母和丫鬟这两个角色话语中情态动词的添加和选择，使杜母从之前夫妻对话话语场中权力的占下风者（服从者）转换为主仆对话这一话语场中权力的占上风者（支配者）。这种权力角色转换可以体现福柯的观点：微观权力不像传统权力是二元的、单向度自上而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多元的、多向度交错互动的网，“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着，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福柯，1999：28）。译者对情态动词的添加和对情态动词类型的选用，既受到从原文中感知的权力因素的影响，又在译文中体现了权力的流动，展示了话语与权力的互动。

六、结语

概而言之，不平等交际中反映出权力与义务的不对称性（丁建新、廖益清，2001：305），这在《牡丹亭》剧中几个人物角色对责任型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上得到了反映。福柯认为，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话语建构社会（辛斌，2006：4）。从表1上下两辈人话语中对情态类型和量值的使用频率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中长幼辈份和男女尊卑在权力等级上的差异：父母多使用责任型情态（表示对方义务），女儿则多使用能愿型情态（表示服从对方权力）；男性（杜父）使用责任型情态动词的频率远远高于女性（杜母）。从表3主仆二人话语中对情态类型和量值的使用频率则体现出各自身份的差别和阶级权力等级上的差异：杜母所用情态多强调丫鬟的义务。这些在原文中并不一定由显性情态动词体现，译文中大量添加的显性情态动词是译者基于从原文中感知的隐性情态意义及当时的权力等级状况进行的显性重构。情态动词的选择和使用频率的高低因而不是任意的，而是权力地位差异的体现，彰显语言的人际功能（季红琴，2011：230）。从微观权力论角度来分析翻译语篇中的情态话语，权势和地位在阐释译者对情态动词的选择和添加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原文剧中角色社会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决定了译者对情态动词类型和量值的选择，以添加不同类型的情态动词（责任型、能愿型或认识型）反映出人物角色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关系，从跨文化角度传递了文化背景含义和社会权力等级含义。另外，从跨语言差异角度来解释译者的情态添加行为，英语主要通过显性情态动词的使用来反映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人际权力关系和社会距离，而汉语古文唱词中显性情态动词常被省略，因而常表现为隐性的情态意义，在译文中有必要间接经由译者的显性重构向译语观众传递剧中角色间的人际关系。译者基于对本族社会文化中的权力感知进行情态重构，情态形式的恰当选用和添加可以突显当时的社会权势背景并有助于剧本的跨文化沟通。

微观权力论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基层的权力关系。福柯指出，反抗与权力是共生的、共同存在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岳进，2008：72）。译者通过情态动词的添加，凸显了社会基层的中国传统家庭中杜丽娘和丫鬟的弱势地位，反衬杜父作为封建家长的强势地位。这种权力不平等的反差为其后情节中杜丽娘追求爱情和自由、反抗封建意识形态的禁锢起了强有力的铺垫作用，有助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观众理解情节的冲突高潮并更好地欣赏中国戏剧。

本文基于微观权力论对情态英译话语的考察，着眼点不是探究翻译技巧，而是以翻译语篇为语料分析话语与权力的互动。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揭示翻译原则，也没有探究该译本在“信达雅”等翻译原则上的表现，只着重考察情态话语方面译者的选词和重构所体现的权力因素和人际距离。

“毛细血管”状分布是福柯权力观点中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认为众多权力形式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横断面，社会的点点滴滴是权力的实质所在（陈长利，2006：128)。中国传统家庭作为社会的基层体现了微观权力的所在，因此对《牡丹亭》杜府家中日常生活的各场会话及译者对会话重构后的情态话语进行分析，可以体现微观权力的如下视角：权力是流动的关系而不是具体的物，是多元多向相互交错的网状关系而不是二元对立自上而下的单向直线关系，是毛细血管状伸向社会各个角落及底层而不是仅存在于国家政府、法律机关等核心机构。这些都反映了微观权力的非物化、去中心化、弥散性以及相对性特征。上至君主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每个人都身处权力之网中，每个个体都是权力的实践者，同时也是权力所操控、支配的对象（刘树奎、刘芳，2013：64），即，在不同的权力交锋的话语场中，每个个体都依据话语交锋的对象而或处于权力的上风，或处于权力的下风。权力的流动以及话语与权力的互动不但体现于人物在各场景的会话中，也体现于译者在重现各会话时的情态选词决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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