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故都的秋》（1934年8月）表达了何种情感？对此有着不同的说法。
一是认为此文表达了赞颂秋天的情感。郁达夫本人在《北平的四季》中就说：“前两年，因去北戴河回来，我曾在北平过过一个秋，在那时候，已经写过一篇《故都的秋》，对这北平的秋季颂赞过了一道了……”而在《故都的秋》一文中的结尾也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情怀：“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二是认为该文表现出一种忧郁、孤寂和落寞的心境。比如文中写一片飘零的槐叶，几声秋虫的哀鸣，这种深远的忧思和孤独者的冷落之感，正是郁达夫当时的心境。由于在客观事物的描绘中融进了作者的情绪，自然要觉得落寞和悲凉，和故都北平一样，作者的感情也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秋意。更有甚者从题目中去推寻：为何不是《北平的秋》而是《故都的秋》？是因为《故都的秋》反映了作者忧国的深沉情怀。理由之一是本文写作时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战争相继发生之后，用“故都”一词更能折射出作者的悲凉思绪，表达对国家的深深的隐忧，体现他的“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理由之二是郁达夫本人在1934年夏游览了青岛、北平和北戴河等地以后，就在游记里写下了这样的感慨：“在关以内和关以外，何尝没有明媚的山川？但大好的山河，现在都拱手让人拿去筑路开矿，来打我们中国了，叫我们小百姓又有什么法子去拚命呢？古人有‘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的诗句，希望衮衮诸公，不要误信诗人，把这些好地方都看作了雪地冰天，丢在脑后才好！”（《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这说明作者虽然在巡游，但在民族危机面前不能不时刻流露忧国忧民的情绪。阿英说：“郁达夫的小品文，是充分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即使是记游文罢，如果不是从文字的浮面来了解作者的话，我感到他的愤闷也是透露在字里行间的。他说出游并非‘写忧’，而‘忧’实际上是存在的。”（《郁达夫小品序》）
三是认为这篇文字是歌颂与悲啼兼而有之，文中写北国的秋“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就证明了这一点。
虽说一篇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对它的解读也就由不得作者本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发掘文章的内部和外部的含义，但也会因为解读者的主观认识造成游离或者是偏离文章主旨的弊病。
《故都的秋》的主旨是颂秋，理由有三：一是作者到故都北平的原因，原是为了避暑。据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回忆：“1934年7月杭州酷热，父亲和母亲便带了才六七岁的我上青岛去住了一个月，随后又去当时的故都北平。”（《关于我父亲的〈故都的秋〉》）而并非是因为感觉北平即将陷落敌手，而要千里迢迢赶往此地去饱尝故都的风物。作者到北平并不存在落寞孤独的心境，在写完《故都的秋》（1934年8月17日）之后，作者在8月18日去了天坛，8月20日至北戴河，8月23日上景山，游故宫，8月25日，上万牲园、北海等处，游兴甚浓，丝毫不见苦闷和寂寞，从青岛到北平和北戴河，两个月的度假，郁达夫着实过了一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二是这篇文章本是一篇急就章。郁达夫在《故都日记》1934年8月16日（七夕）这一天记道：“今天是双星节，但天上布满了灰云。晨起上厕所，从槐树阴中看见了半角云天，竟悠然感到了秋意，确是北平的新秋。晚上看了一遍在青岛记的日记，明日有人来取稿，若写不出别的，当以这一月余的日记八千字去塞责。接《人间世》社快信，王佘杞来信，都系为催稿的事情，王并且还约定于明日来坐索。”8月17日日记：“晨起，为王佘杞写了两千个字，题名：‘故都的秋’。”当然郁达夫能一蹴而就此文，与郁达夫对北平的熟悉是分不开的。1923年始，郁达夫曾在北平生活了一年多，对北平充满了好感：“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无一不可爱的，就是大家觉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候，和地理联合上一起，在我也觉得是中国各大都会中所寻不出几处来的好地。……北平的秋，才是真正的秋。”（《北平的四季》）“北方如北平，就是一个理想的都城。”（《住所的话》）
《故都的秋》算是随笔一类的文字，和他用心专注的游记文字不同，郁达夫把这类文字做成集子，取名《闲书》。而被大家称道的《故都的秋》，作者本人对此并未看重，郁达夫在《写作的经验》中说过：“平生的信条，第一是‘被催逼出来的文字，决不是好作品。’因之我自开始写作到如今，从没有写过一篇有自信的作品”。在《记闽中的风雅》中说：“我常以为写印象记宜于速，要趁它的新鲜味还不曾失去光辉中间；但写介绍、批评、分析的文字，宜于迟，愈观察得透愈有把握。”既然《故都的秋》是一篇即兴写成的文字，因此其中的感情流露也是随性的，过度的解读就有点画蛇添足了。
三是作者对写作的态度。郁达夫一度醉心于“三记”的写作，即日记、传记和游记，其中对游记的写作最为用力。在写之前就会精心准备，比如收集游览地的相关资料，包括地方志和文献，研究山川名胜的历史沿革和地理环境，参照前人写的游记等。他曾想去黄山旅游，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成，经过精心准备的资料舍不得放弃，便附在出版的游记集子之后。郁达夫在他的游记集《屐痕处处》自序中说：“末后的一篇《黄山札要》，是这一次想去黄山时的夹带，然而带而不用，弃之可惜，所以一并收入了；附录的一篇黄秋宜的《黄山纪游》全文，只好算是大夹带之中的小夹带而已。”游记的内容不只是简单地记述游览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还有历史背景，山川名胜的来龙去脉，有关的传说和诗词等，将知识、趣味和情感融为一体，很是精美。如果将《屐痕处处》中的记游文字与《闲书》中的记游文字相对照，就会发现前者的用心程度明显要超过后者，比如把《闲书》中的《玉皇山》一文和《屐痕处处》中的《屯溪夜泊记》相比，后者无论在史料翔集还是直抒胸臆等方面都要比前者细腻得多。
郁达夫在杭州的三年（1933年至1936年间）是生活相对安定的一段时期，在这期间，他游览了许多山川名胜，写下了大量的游记文字，在娱情山水之间，精神上也取得了愉悦。这段期间写的文字当中还有不少轻松的文字：谈谈天气、说说回忆和考证史料等，透现出的是闲情逸致。到了抗战爆发的前后，郁达夫的文风才开始转变，文字中才有了许多忧国忧民的情绪。
解读郁达夫《故都的秋》显露的思想感情之所以有诸多分歧，原因在于把郁达夫的这篇文章放在时代背景中考察时，有将时代因素放大化的倾向，其中不乏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实在理解和评论高中课文中不少篇目的时代背景与文章关系方面，很多都带有意识形态的遗风。比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以前在解读此文的写作背景时，不约而同地认为文章写于1927年的7月，正是一个流血的年月，黑暗的现实激起了作者心里的动荡，“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反映的是作者对严酷社会的不满与苦闷彷徨的思想感情。“不平静”的原因是政治因素，作者对黑暗的现实极为不满，又无力抗争。但正如学者钱理群先生所说的，将朱自清的不平静仅仅归之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黑暗现实，是不全面的。朱自清内心的不平静是因为他意识到发现与重视个人价值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社会政治革命中，“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与“理智的权威”，而“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产生了朱自清所说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发展趋向，“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不仅势所必至，而且势不可挡；另一方面，他却要固守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说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说不想说的话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变（改造）自己，因而产生了被毁灭的恐惧，“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这样，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不平静”更多的是个人因素，即担心自己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失去。
又比如对于美国作家欧·亨利《警察和赞美诗》的评价，一般认为这是一篇尖锐揭露美国社会现实的作品，因为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首位，但美国并没有成为“人人享有民主、自由、幸福权利”的天堂。由于垄断资本急速扩张，大批工人失业、流浪、贫穷、潦倒，而少数人则生活奢侈、极度享乐，使美国成为“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小说中的警察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形下逮捕了苏比，由此将小说批判资本主义的锋芒不露痕迹地反映出来。但这种说法却忽视了欧·亨利在叙述故事中的不合理性：既然警察不逮捕苏比有他的理由，那么他逮捕苏比也应该有理由，哪怕是一个随意的蹩脚的理由也行，从而表现出这个社会体制不合理以及荒唐的一面。但是欧·亨利未能去找这个理由，却以他的欧·亨利式的结尾来让人大吃一惊，吃惊之余，未免觉得小说在人物的塑造上前后不一致，故事情节的发展在逻辑上前后矛盾，使得故事失去了真实性，如此也就失去了小说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批判力量。
因此在分析作家作品与时代背景的关系时，不能简单地将宏大的时代背景与个体作品捆绑在一起，特别是不能以意识形态的观念来随意解读，却忽略作者以及作品本身反映出来的思想。如同对郁达夫及对郁达夫作品的评价，解放以来，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盛行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因此在评论他以及他的作品时总不忘要指出其消极影响。“文革”之后的一些评论，却又来了个大转弯，称赞他是一位斗士，认为他作品反映了当时青年的普遍心理，具有很好的认识作用。这种前倨后恭的评价，很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个作家的写作当然会受到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但同时更多地受其个人的写作思想以及写作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像郁达夫的散文，明显地留有他个人气质的痕迹。郁达夫在论及现代散文时就认为它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也就是文字里闪耀着个性的表现。郁达夫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具有旧文人的本质，他的散文是诗性的文字，时不时透露出一种旧文人的情怀，以情动人可以忘情忘我，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他欣赏的是苏州的烟雨、西湖的月夜、江南的冬景、故都的秋色……比如他写的乡村，明明是破蔽的，但他却可以将此美化成让人流连忘返黯然销魂的境界。从1932年到1937年，郁达夫为林语堂主编的刊物写文章，不少文字留有道家隐士的遗风，表现的是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和悠然闲适的情趣，他可以在优美的自然山水间流连忘返，也可以在恬淡的消闲文字里得到满足。
因此在《故都的秋》以及在其他一些文字中透露出来的某些伤感和落寞并非都是由于当时社会现实的触发，只是一种文人的即时感怀而已，跟时代背景没有必然的关联。
（马志伦 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20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