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英语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本质上是英语及英美新教文化向中华文化传播的历程，同时造就了中华文化反向传播的条件和途径。近代以来，新教教义、个人主义、宪政民主三位一体的美式文化霸权始终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独立与复兴。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逐渐成熟，综合国力大幅跃升，民族文化复兴已成大势，中国英语教育将肩负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新使命。
关键词：英语教育；文化复兴；中国英语
中华文化自东亚起源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种族文化。由于华夏族掌握了当时唯一成熟的文字系统，商文化成为远古中华文化的核心，逐步收纳、凝聚各种地方文化，发展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周继承商文化，但将其超验的宗教色彩转变为现实世界伦理道德的人文色彩。孔子发扬周文化的人文传统，创立儒学。秦汉以后，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各民族文化聚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方言隔阻，中华文化却生生不息，其原生特质延传至今。
儒学与宗教相去甚远，但其浓厚的道德教诲和人文取向，如同宗教的传经布道，将其信仰与教化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形成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儒学的人文精神以及教化功能使其在转变为皇权政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后，仍保持了文化精神的独立性，以致近代以来随现代化而来的文化变迁与复兴，传统儒学如影随形。
明清数百年间，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度仍领先于世界，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政治日趋没落，理学与儒学原初的人文旨趣与包容特性相去日远，严重扼杀了民族的思想活力，使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走向僵化。鸦片战争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英殖民主义携近代工业文明陷中华民族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又值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华文化内在活力衰竭，中国从此国势衰弱、文化颓危。救亡图存，文化复兴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要务。
一、晚清英语教育与西学东渐
19世纪初，清廷仍对基督教实行“禁教”政策，新教传教士来华只能秘密传教，他们“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讲英语的世界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但“那些新教徒，并没有把他们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传播福音，而是传播西方文明——社会和政治理想、物质文化以及对基督教忠诚的信仰原则。”*
1830年，美国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Bridgman)在广州开办贝满学校(BridgmanSchool)，成为中国本土最早的新教教会学校。学生通过帮助裨治文翻译教义和采编《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学习英语。183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布朗(SamuelRobbinsBrown)
在澳门正式创办马礼逊学校(MorrisonSchool)，采用美国当时的教学方式，并在中国本土最早开设学校英语课程。其英语教育实践对后续成立的教会学校，以及“同文三馆”等早期官办洋务学堂的英语课程设置和教学影响深远，并将西方教育理念传入晚清社会。其首批学生中的容闳，1854年成为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是“继魏源之后，切实受到西方教育，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热衷于向西方寻找真理，在中国移植西方文化的第一人”*。1871年，清廷实施容闳提出的幼童留学美国计划，先后4批共120名。中国英语教育由英美传教士起步，开创了新教文化影响传统中华文化的有效渠道。
囿于华夷之辨，早期教会学校往往只能招收到少数下层子弟，多为小学程度，英语教育的对象集于社会下层。自1860年代中期，传教势力从通商口岸向内地发展，教会中学开始出现并较快发展，有向高等教育发展的态势。19世纪最后20年，涵盖初、中、高程度的教会教育体系逐渐形成，呈实用化、世俗化趋势，科学和英语的教学比重增加，但仍强调圣经为根基。
欲师“泰西武备”之长而初兴的洋务运动，所设最早的洋务学堂却是京师同文馆(1862年)，因非为科举培养人才，被视为中国近代教育的萌芽，官办英语教育自此开端。后来的武备、实业类洋务学堂，大都开设英语课程，翻译英文文献，并以英语讲授专业知识。英语教育成为西学东渐的媒介。
1870年代后，洋务运动向“求富”的民用工矿业发展，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较快发展，相关人才需求不断增长。向为列强控制的洋行及清廷海关、邮政等机构，更需大量专业人才。“传教士的教育、文化和传教事业的兴盛主要在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高潮以后，这绝不是偶然的，洋务运动的开展显然对传教事业具有正面的推动作用。”*清廷对西式教育的认识有所转变，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成为吸引上层社会子弟入学的“法宝”。
1887年，科举考试首设科学与算学，科学的地位获历史性突破。甲午战败，朝野震动，始均致力于兴办新式学堂，仿教会学校西学教育，多以英语为主要课程。1896年，各省书院整定课程，英语得合法列入课程表。1904年，首个近代系统学制“癸卯学制”颁行，英语成为外语科第一语种。为普及新教育，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实为封建政体筋骨的科举制度。洋务运动以来以渐进方式进行的教育改革达到高潮。
随着在华传教事业逐步组织化，美国改善教会学校设施、推广新式教育，推动了中国英语教育发展。至20世纪初，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新教差会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最多，学校美国色彩亦趋鲜明，毕业生多赴美国留学。1908年美国确定对华“退款兴学”政策，逐渐使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取代赴日成为主流，对中国科技、文化和政治的影响逐步扩大和深化。
新教传播及中国英语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使新教文化浸入晚清社会。1828年，首位新教华人牧师梁发在广东设第一所新教私塾，课程包括科学和英文。他终身宣扬自由主义文化，其子新教徒梁进德曾帮林则徐译“夷书夷报”，魏源的《海国图志》就部分取材于此。梁发1832年著《劝世良言》，洪秀全受其启发创立拜上帝教，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否定儒学正统，在思想和治国方面却不断向儒学妥协，传教势力也视之为异端。1873年，陈梦南在广东首倡民族新教自立。
宗教福音传播了新教文化，而19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对晚清社会关于自由、人权等的政治文化启蒙，在甲午战后的影响迅速深化、扩大，促进了近代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严复大量翻译《天演论》、《原富》等英文名著，系统介绍民主与科学，于清末乃至民国时期影响深远。英美新教在华出版机构广学会，于1898年出版《社会主义史》中译本，其中讲到马克思、恩格斯。
20世纪初，晚清社会风气日趋开放，外语被空前接受，思想观念、经济结构、教育体制均发生程度不同的转型，社会面貌快速变化。新教文化也激起了中国社会的反弹。民间无数“教案”使反帝情绪高涨，义和团运动兴起。癸卯学制明确，“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中国必不能立国矣”*。
二、民国英语教育与英美文化的传播
民初“自由、平等、博爱”时兴，高官亦有不少信仰新教。临时政府1912年颁布“壬子学制”，至次年有所修改、补充，合称“壬子·癸丑学制”，以外语和西学为主要课程，而“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外语是民国中学会考、中高考的必考科目。
民初共和有名无实，内外危机依旧，引致保守思潮反扑。1912年“孔教会”成立，次年，袁世凯倡导以“忠孝节义”为“立国之精神”*。新教发起大规模签名运动，反对设孔教为国教以维护信仰自由，至1917年，竟以维护民国宪法为名完胜。其后的大规模宣教运动却刺激了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新教甚至成为反帝革命的对象。1922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旨在使基督教民族化并实现大联合。新教出现本土化迹象。
新教自由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在1915年兴起。这场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认为应该彻底改造落后的中国文化，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底色与严复一脉相承。为促进所谓的“文化进化”，一些社会名人曾力主“废除汉字”，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渐趋激进，发展至五四运动达到顶峰，由此开辟了一个“反传统”的现代“新传统”。而部分学者则深刻认识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危机，现代新儒学逆势兴起，反对全盘西化，主张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发扬中国传统。
美国民主教育思想随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组建，陆续邀请多位美国著名教育家来华讲学，促进了与新文化运动相互推进的以美国实用主义为文化底色的新教育改革运动。1922年，由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Monroe)直接参与，中国民间机构讨论和制订的“壬戌学制”以大总统令形式出台，美式色彩鲜明。该学制中英语课程的地位超过以往的任何时候，其基本架构沿用至今。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后，民国政府开始加强教会中学管理，使其课程设置与公立学校趋同。1927年后，教会学校迫于南京政府法令，注册立案并去宗教化，等同私立教育接受监督管理。
民国为教会中学英语教育最发达时期。教会中学教材往往直接由美国引进，教学语言为英语，立案前连中国史地课本的编者也是美国人，甚至有的本土中学的公民学课程也用的是美国课本。教会中学立案后并没有严格落实政府关于国语为教学语言(外语课程除外)的规定。教会中学为名牌国立大学输送了大量的优秀毕业生，许多现代著名人物均有教会学校的学习经历。民国中学教育属精英教育。本土中学与教会中学的英语教育差别逐渐缩小，尤其在教会学校立案后，许多教会学校也开始采用本土教材。进入30年代后，英语教育日趋完善，体系逐渐完整，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英美原版电影、英文报刊、英文商业招贴等。至1948年《修正中学课程标准》颁布，英语教育已较快推广，教学质量提升，中学英语为三门主要课程之一，不少教师具学士学位；在许多县立中学，还有教师留过学。以英文进行科学教育，为民国著名中学传统。无论教会大学还是本土大学的英文系在教学目标、培养模式上各异，却大都秉持美国大学的博雅教育理念。高校自主招生，颇具美式自由色彩，虽必考英语，却风格各异。
留美学生于1915年创办中国第一种现代综合性科学期刊《科学》，并成立“中国科学社”。归国留美生成为民国中坚力量，试图通过英语推行英美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国内逐渐出现学习美国的潮流，形成有利于英语教育发展和英美文化传播的社会环境。近代学术研究已生根，近代教育亦能为中国工业化培训够格的专业技术人才。国民政府于1928年至1937年取得经济建设“黄金十年”成就，其班底即留学生及都市知识分子，他们还站在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前列。科学技术与民族主义结合为现代化力量，此皆与美国渊源甚深。至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传教士已深入中国内陆地区。作为启蒙者和参与者，美国基金会和传教士在国民政府农村复兴运动中都非常活跃。1947年，美国在华教育基金根据中美文化协定成立。
美国通过美式教育的推进逐步确立了对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中国英语教育虽然在形式上不再受教会直接控制，但从文化精神、价值观念上却受到美国更深层次的影响，使之以民国英语教育为摇篮培养了一大批熟谙现代学术与英美文化的各界精英，对中华文化由变迁而走向复兴影响深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思潮纷争论战，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化的影响已深入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加之国难日重，形成中华文化加速变迁与复兴的内在张力，但并没能阻断其绵长的儒家血脉。陈序经一生主张“全盘西化”，也一生守望君子传统。梁漱溟主张吸收自由主义文化精华，更提倡以儒家“内圣外王”精神为文化本位。孙中山虽曾受洗，其三民主义思想却儒学色彩鲜明，“以俄为师”更使之反对“旧式的”个人主义，转而强调平等和国家的自由。虽自诩新教徒，蒋介石却主张以“固有的文化精神”实现民主宪政。国民政府取向美式宪政，却于1934年恢复官方孔子诞辰纪念，提倡儒学社会价值，以“礼义廉耻”为四维的“新生活运动”则延至1949年。
三、共和国英语教育与民族文化独立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动荡与战乱，在政治上彻底实现了民族独立，真正开启了古老中国的复兴之路。抗美援朝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战略反击，中美开始长期抗衡，中国大陆遗存的英美文化影响成为被敌视和清除的对象。民族新教彻底摆脱国外控制真正自立，教会学校则或撤或并，终结了其在中国大陆一百余年的发展史。至1952年，英语教育尚沿用民国教学方法及教材。新中国试图以苏联模式快速实现工业化，并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英语教育一度被严重削弱，8个高等师范英语系中的7个被撤销，设英语专业的大学也被压缩至8所。英语教育管理体制由分散、独立转变为计划、统一，苏联教材占了大多数，教学被分割成语法、词汇、听力、泛读等，至今中国的英语教育还深受影响。至1954年，英语教育几乎被取消，后虽趋向恢复，也大异于民国时期。
1950年代中后期，套搬苏联模式的弊端显现，国家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自主发展的意识体现在文化方面，就是摆脱苏式社会主义影响，开拓真正的文化独立道路。1950年代末，中苏两党理论、思想方面的分歧迅速发展为两国关系的恶化，至1962年，中苏矛盾公开化。随着中美关系趋向缓和与改善，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素的国际来源转向西方。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也随之转折，得到空前重视。1963年，《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要求的英语周课时是1921年以来最多的。1964年，英语重新成为中国外语科第一语种。英语教学方法得到革新，国家组织专家编写了一批教材，重视基础知识，选材广泛，政治、道德文章居多。中国英语教育甚至承担了输出社会制度、政治思想的使命。文革期间，英语教育成为受冲击的重灾区。“复课闹革命”后，全国也没有统编英语教材，地方教材政治色彩浓厚，英语国家文献基本被排除。文革在文化上继承了五四“反传统”的传统，并拒绝借鉴，试图通过政治努力创建一个全新的、彻底独立和振兴的中国文化，只是悲壮地被历史证明为乌托邦。
改革开放初，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仍然明显地落后于西方，探求文化独立的努力经历重大挫折，文化取向陷于迷惘，产生了对西方文化“主动学习”和“主动被牵引”的心态。中国英语教育随之全面恢复和发展，至1980年代中期，社会上出现“英语热”。中国初、中、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英语科的存在最为绵长和宽广，英语教育社会机构萌生并快速成长。中国英语教育逐渐大众化。“原滋原味的英语”成为时尚，并承载着大量英美文化信息进入中国课堂，弱化了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英语的价值在中国社会呈绝对化趋势。
自由主义文化再次深入重新开放的中国社会，激活了“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沉渣，加以险恶的国际环境，引发社会主义中国强烈反弹，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几经周折较量，由于不断增加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逐渐恢复和改善，中美合作有所加强，但美国的民主原教旨主义情结，仍是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原因。
建国后，传统文化长时期是被革除的“封建糟粕”，被排除于正规教育之外，在社会生活中也被不断“移风易俗”。然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两千余年来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生活与性格，其延绵的血脉从来未曾断绝，中华文化独立与复兴的根基深蕴于此。1980年代，自由主义文化的强势渗入，激发了中国社会对儒学、毛泽东思想历史价值的重新认知，促进了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奠定了中华文化真正独立发展的思想基础。
19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深化，英语教育持续升温，学业、职业的发展机会与个人英语水平间日渐密切的联系家喻户晓。1999年高考改革方案中，英语科目分量显著增大。进入新世纪，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全面复兴的势头日益显现。自晚清“癸卯学制”，一般只允许在沿海商埠开设小学英语课程，2001年《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则涵盖了小学阶段。中国英语教育发展进入全新阶段，强调英语为21世纪受过教育中国人的基本素养之一，在教学实践中提倡采用文化对比方式，重视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
四、民族文化复兴中的中国英语教育
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颓危与复兴，外因主要在于英美文化的侵覆与激发。英美先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同属新教文化，个人主义色彩鲜明。美国建国后，其独特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条件使之自诩“山巅之城”，居自由民主的人类文明高峰，上帝将传播共和社会制度、拯救落后民族的使命赋予了美国人。这种源于新教文化的“使命意识”使美国的对外政策渗透着潜在的宗教情结，对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影响深远。
中国英语教育在本土萌芽以来，很长时期都是作为新教传播福音的教化工具发展的。教会学校为主要途径，新教文化与近代学术以英语教育为媒介东渐中华，引致传统政治结构随清亡而崩解，民族文化复兴的桎梏被打碎，但美国对华在教育和文化方面逐步深化的影响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始终受到“西化”思想的困阻。“西化就是美国化，这是自美国传教士登陆中国以来，新教教义、个人主义、宪政民主三位一体的美式文化霸权对中国至今仍在从事的教化事业。”*仅从中国英语教育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历程，也长期地深受美国影响。
(一)近代以来中国英语教育在民族文化复兴中的作用
工业革命起源于欧洲西北方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岛国英国，并由此向全世界扩展。历史上，以个人主义为基点的英美文化主导了人类文化的现代化进程。19世纪初，英美新教文化猛烈冲击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的挫折和复兴与英语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内在关联。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人文精神迥异于新教个人主义，使得其现代化转型即文化复兴历程，在个人主义文化的侵覆中尤显艰危和独特。
新教文化随英美的贸易和强权渗入晚清社会，通过传教、教育等事业推动了传统中华文化的最初变迁。正是通过英美传教士开启的英语教育，为救亡图存，中国开始接触、学习和吸纳近代西方学术与英美文化，诱发了晚清封建教育模式的改进与变革。洋务运动带动晚清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发育，英语教育与科技教育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地位提升，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使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于清末得以确立，打下了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
民国时期，虽战乱频繁，工业建设仍有进展，美式自由主义深度影响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社会思潮纷繁，民族文化渐聚活力。中国英语教育发展与文化变迁相互促进，传播思想与涵养人才的人文作用甚巨。新中国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取得完全政治独立，后扬弃苏联模式，工业化上转向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则开始独立探索，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期间英语教育兴衰变革，基本上体现的是工具性价值的波动，反映了民族文化独立的艰难历程。
中国英语教育约二百年的发展历程，折射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精神之完全独立自由的曲折的文化变迁进程。在中国梦的时代新节点上，民族文化不断消纳美式教化激发变迁，从而实现复兴的历史走向没有改变，中国英语教育作为媒介的建设性使命将更为任重道远。
(二)中国英语教育的“自文化本位观”
近代以来，中国英语教育的文化内容长时期基本上是新教教义，西方科技及英美文学和思想制度等，加重了民族文化自卑心理和传统文化原罪情结，形成了殖民色彩的“英美文化本位观”。新中国英语教育曾清除过英美文化要素，但改革开放以来，“英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长期被当作是英美文化教学，从而导致母语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缺失现象非常严重”*。还有相当普遍的观点是，各学科课程都应尽量配套引进原版英美教材，使学生的专业知识与研究生根于英语以实现所谓的“国际化”，骨子里是“西化”的新变种。对英语文化及英美民族有相当认识与理解，是习得英语并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但毕竟一个文明古国通过外语教育所获取的异国人文要素应是借鉴性的，“反客为主”则为异常。
中国人英语学习中的“自文化意识”早有端倪。20世纪初，清末怪杰辜鸿铭反西风东向而行之，“幼学于英国”，“译四子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之书”，*昭彰中华文化，震动欧洲思想界。民国学者以英文写作的关于中国文化、学术、文学的著作甚多。梁漱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儒家文化复兴，并能“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出于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中国英语教育相当长时期内提倡用英语表达新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政治等。近代以来首次倡导“自文化本位观”，虽有些偏激，却闪耀着可贵的文化独立精神。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出版发行，使得……中国出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对外思想传播的高峰”*。
当代社会主义文明成为传统文化经涅槃走向复兴的新历史支点，中国社会“国学热”方兴未艾，民族文化重现其开放包容、和合天下的精神风貌。新教在民族化基础上走向了宗派合一，人权、宪政、民主等在中国的集体主义实践产生了理论创新与超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了有机融合，使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迅速成为第一贸易大国。儒文化在民族精神中主体地位的回归，使“传统文化精神、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合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社会真正生根。“儒家社会主义”道路在现代化实践中形成，中国综合实力持续跃升。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目标从未如此之近，民族文化与美式教化的关系也悄然步入转折期。以“自文化本位观”研究和开展中国英语教育，应成为体现其“外语教育”性质的新常态。中国英语教育应继续加强在批判性吸纳英美文化先进因素中的媒介作用，而对英美文化的“教化效应”，则应基于自文化本位观，避免为其所致。
(三)中国英语教育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中国英语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本质上是英语及英美新教文化向中华文化的传播历程，同时造就了中华文化反向传播的条件和途径。当代世界“文明的冲突”与文化的竞合深重影响民族国家的文化命运，以民族文化复兴和“走出去”战略为时代背景，中国英语教育将承担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任。
由于历史的机缘，英语实际上成为全球通用语，为各国英语使用者所共同拥有，并产生了表达各国地域、文化特征的各种本土化变体。目前，汉语显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成为国际通用语之一，中华文化的英语表达，即“中国英语”，却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现实途径。
先秦儒学为百家之一，包容兼蓄，自强不息，文化精神延续至今。儒文化是世俗的，“也不绝对地排斥宗教。世俗化的实质是对信仰的宽容，是社会放弃对个人信仰的监督。这一点正是近(现)代文明的精髓之一”*。当代中华文化之于世界多元文化，其境况与先秦时儒学甚为相似。传统中华文化融通共产主义、吸纳自由主义精华而形成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新思想，具有世界意义。“中国英语”生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其当代发展，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必然结果。
当前，中国英语教育实践忽视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复兴现实以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历史大势，政策上存在偏差和滞后，没有表述学生民族文化素质对于英语教育的意义，也没有明确“中国英语”在英语教育中的价值。应基于“中国英语”的客观性，系统整理历代中国学者的英文作品以及英美汉学家的著述，探究依英语语言普通原则表达中华文化的特有语言规律，研制“中国英语”标准，规范“中国英语”内容。应从政策上明确“中国英语”在国民教育体系英语课程中的价值定位和教学比重，并使之在国际交流实践中逐渐完善和推广，形成当前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和争取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途径。只有在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长河中定位当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方向，才能开辟通向英语教育强国的文化路径。
作者简介：赵海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博士研究生(北京10019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北京100070)。
